从 5 次投资 Manus 肖弘聊起|对谈真格合伙人刘元:识人心得进化
刘元九年里五次下注肖弘团队,押中的不是某个固定方向,而是一个不断提高取舍质量的创始人。 从燕云科技的100万元天使投资、千万级用户产品和约十几倍退出,到蝴蝶效应、Monica,再到 Manus,方向几度变化,但核心团队始终未散。刘元把最初的回报形容为“小天使进去,大天使出来”,真正放大的则是对人的认知复利。
肖弘最有价值的信号,是能在顺境中主动砍掉接近完成的产品,把稀缺的团队注意力押向更高一层机会。 他先因 GPT-3 的翻译效果放弃近乎可交付的 Benchling 中国版“剪记”,转做 Monica;后来又因浏览器“不够不一样”而不上线,约两个月后推出 Manus。刘元的归纳是,这些转向“既不是无能也不是投机”,而是“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Manus 的高光尚不能当作成功结论,它仍在争论 PMF,也可能被 OpenAI、字节、Anthropic 或 Google 的一次产品发布迅速杀死。 刘元一面把它视为少见的、day one 即以新形态获得国际用户和主流创业者共鸣的产品,一面不断提醒:“所有年轻的初创公司,都是随时可能夭折。”Cursor 和 Manus 的共同生存观是,公司的 default 不是继续存在,而是每天重新赢得“明天还能活下去的理由”。
刘元从押赛道和光鲜履历,转向了自下而上的识人:人比方向难改变,也是早期公司最重要、最难替换的资产。 今天他更看重创始人是否长期热爱一个品类、能否在行业大势与零件供应商之间自由 zoom in、zoom out,以及是否真的具备实践能力。他很久不再问“市场有多大”,因为用户问题、产品形成和解决难点比宏观商业推导更能检验创业者。
这套识人框架来自对旧错误的反转:顶级学校、投行咨询、大厂高管以及与投资人相同的 taste,都曾被错误地赋予过高权重。 2016年刘元个人投了26个项目、真格投了100多个;2018年前后又投了七八位字节高管,但后来不得不追问“究竟是人厉害,还是字节厉害”。他如今偏爱履历不显眼却有深度、领导力和实践能力的 underdog,并承认“共同爱好太不重要了,甚至越多越不好”。
真格把 FOMO 制度化,因为天使投资最大的错误不是投错,而是根本没见到那个可能带来百倍、千倍回报的人。 团队每周用约四小时检查 GitHub 高星项目、Product Hunt 高票产品、论文、新融资和各类 Demo Day,追问“第一轮是谁投的、我们为什么没见到”,再用飞书落实跟进。刘元认为,判断之前先要有 coverage;“错过”才可能成为终身遗憾。
刘元眼下最担心的不是标准不够高,而是标准提高后失去早期投资必要的容错率。 宇树科技、霸王茶姬、泡泡玛特都曾与真格发生不同程度的触点,却没有转化成投资,这意味着机构不仅有“假阳性”,也存在更致命的“假阴性”。后视镜容易让投资人同时要求创始人“既年轻又成熟、既瞩目又未被发现”,但十年前那些看似“瞎投”的高容错项目,恰恰可能孕育今天最好的回报。
1. Manus 的高光必须与“随时夭折”同时成立
再见徐小平时,刘元需要从零解释 Manus 是什么、由谁创办;他感觉徐老师的好奇已不再来自投资人视角,更像长辈关心学生和晚辈,也让这次汇报带上了“拿作品给老师看”的意味。
刘元承认自己讲到 Manus 会“眉飞色舞”,却几乎每讲一段就主动降温:科技史上不乏“开一时风气之先”的产品,名噪一时后很快被遗忘,许多先行者最终只是“先烈”。
即便只走到今天,Manus 仍足以让早期投资人骄傲:它在 day one 就进入新的技术前沿和业务形态,直接拓展国际用户,并在主流创业者、投资人中形成强烈回声。刘元形容,那像“终于用学来的剑法取得了一个名次”。
2. 第一笔100万元押中了一个濒临散场的学生团队
刘元称自己第一次投肖弘团队是在2016年、投的是燕云科技;Koji回忆真格首笔投资发生在2015年。肖弘与几位华科同学靠校园产品赚过钱,钱快用完时已准备接受大厂 offer,最后去北京参加黑客松,本来只想赢奖金再多撑一会儿。
刘元恰好担任评委,真正打动他的不是履历,而是台上已经做出的产品、产品表达和团队的动手速度。年轻团队所需资金不多,真格很快投下100万元,开启了他们第一次机构融资。
不到一年资金再次见底,刘元把肖弘、慧姐和老大介绍给 Koji。三人在北京双井苹果社区聊了一下午,Koji因喜欢“一伴”而当日转去几十万元;他判断,如果这样的团队放弃做产品,“实在是太可惜了”。
这几位核心成员后来一路从“一伴”、微伴助手走到 Monica 和 Manus。早期公司的财务压力被暂时解除,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接近放弃时获得了继续创业的鼓励。
3. 燕云科技的退出不大,却验证了团队的完整周期能力
燕云科技没有走出典型的 A、B、C、D 轮融资曲线,融资过程甚至一直“挺惨”;但“一伴”和“微伴助手”都做到千万用户量级,对一个本科生团队而言,产品、用户增长甚至收入表现都很突出。
公司约在2022年被收购,真格因本金很小,即使获得约十几倍回报,绝对金额仍有限。刘元的说法很形象:“投进去是个小天使,赚回来一个大天使”,属于“小钱进、小钱出”。
对下一次投资更关键的是,肖弘已经带着原班人马完整经历创业、增长和退出。真格第二次下注时,买到的不再只是几个学生的执行力,而是一支经过磨合、又愿意共同重新出发的连续创业团队。
4. “为人类做好工具”把退出后的空档变成了下一次创业
早在2018或2019年前后,刘元问肖弘人生和工作的 mission statement,得到的回答是“为人类做好工具”。此后刘元只要看到有意思的工具产品,就会发给他。
2021年谈收购时,两人已经在讨论未来是否继续创业;到2022年,刘元更认真地与他讨论一个类似 Benchling 的方向。他把 Benchling 描述为“科学家用的飞书”,当时估值约为五六十亿美元。
刘元的前提是,科研这类智力密集人群使用的工具反而普遍落后,而中国团队已有做复杂工具产品的能力。肖弘决定围绕科研 SaaS 再创业时,真格几乎“毫不犹豫”地完成第二次投资;上会时,团队已经拿出设计相当在线的 working demo。
5. 一封用 GPT-3 翻译的邮件,改写了产品路线
真格把肖弘介绍给一位 Benchling 的早期联合创始人,希望他学习对方创业时值得借鉴的经验。由于对方中文不好,肖弘用 GPT-3 翻译邮件,意外发现模型的翻译能力已经很强,却缺少足够友好的用户界面。
肖弘由此看见了为 GPT-3 的能力做出好用“壳”的创业机会。他在11月10日意识到这是自己看到的 AGI 领域最大的创业机会;11月20日立项 Monica,而 ChatGPT 在11月30日发布。
这次转向不是原项目受挫:Benchling 中国版“剪记”已经接近交付、几乎可以上线,与大厂合作、融资和团队状态也都顺利。正因如此,刘元认为这次砍掉产品更能体现肖弘“看见高出一个层次的机会”后立即下注的能力。
春节期间,肖弘甚至来不及开董事会,就先用自己的钱买下 ChatGPT for Google 插件。这个名字看起来同时属于 ChatGPT 和 Google,实际与两家公司都无关;刘元调侃,它最伟大的资产可能首先是名字。
6. 团队注意力比一个已经可用的产品更贵
真格当时的直觉是,团队既然一周就能做出 demo、很快又把产品做到可用,何不先把“简记”上线试试。肖弘的取舍相反:团队注意力是稀缺资产,“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不能让一个较小机会拖住更高目标。
ChatGPT for Google 与 Monica 一起运营同步增长和商业化,但两者起初互不导量。后来 Monica 也没有直接给 Manus 导流,刘元甚至半开玩笑地催肖弘:“导点嘛,导点嘛。”
刘元把这种克制视为 long-term thinking:让两个产品各自做有机增长,而不是依靠已有产品导流。
7. Monica 的真实增长,让真格把同一团队投到第四次
ChatGPT for Google 很快抓住窗口增长,Monica 也从约3000名用户涨到几十万、可能接近百万;刘元明确表示自己记不清精确用户数,但当时收入已经达到数百万美元量级。
Monica 的悬浮标开始频繁出现在其他 AI 创业者的演示电脑上;一些大厂内部用户群达到数千、接近万人。它已经成为快速抓住这一波 AI 应用机会、并小有名气的产品之一,也进入了 A16Z、GenAI 100 榜单。
真格随后继续追加;到蝴蝶效应的第三笔、也是累计第四次投资时,红杉、腾讯和王慧文也已进入。刘元的理由并不复杂:“Monica 一直在增长”,产品虽有人觉得越来越拥挤,但团队和创始人的成熟度在快速提高。
8. 浏览器融资遇冷,暴露了市场对现有增长的折价
肖弘并不满足于插件,计划再往上做一层:AI 时代的浏览器,以及新的信息搜索方式。刘元因此撮合他与纪超(Pick)合作;纪超18岁时做过猛犸浏览器,后来做搜索产品 Magic,经历过融资和公司出售。
投资人的关注却几乎都落在“浏览器能不能成立”的争辩上。早期大家把 ChatGPT for Google 当作追逐热点的一级火箭;等 Monica 已有大规模用户和收入,市场仍几乎不给它独立商业价值。
那轮融资最终虽有腾讯和红杉这样的名字,估值却只比真格此前主动追加的一轮高出不多,尽管用户已从约3000增长到几十万、可能接近百万。刘元回忆,创始人谈起那段融资时仍会觉得“挺丧”。
9. 一个没被投资人认出的浏览器,不应怪用户
浏览器其实已接近完成。肖弘在武汉向刘元演示多个 feature,刘元听完仍要求“现在给我看看浏览器”;肖弘愕然回答,刚才所有演示本来就在他们的浏览器里,现场一度“空气凝固”。
刘元由此判断,它的问题不是功能不够,而是整体“不够不一样”。Arc 至少能让用户立刻感知纵向标签与 Chrome 横向标签的区别;如果使用者根本没发现自己正在体验新浏览器,那就说明差异还没有进入产品表层。
肖弘此前经常纠正刘元:“用户永远没有错。”因此,浏览器未达到内部上线标准,不能归因于用户没看懂,而只能归因于产品不够新、不够不同;团队最终没有上线这个方向。
10. Manus 延续了浏览器任务,却放弃了浏览器外形
浏览器没有上线约两个月后,Manus 在3月发布。刘元认为,从信息搜索和收集的角度看,Manus 起到了浏览器的作用,但不必符合传统浏览器原教旨主义者所理解的形态。
变化在于,团队不再坚持“古典时期浏览器”的外形。Manus 起到浏览器的作用,却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浏览器。
刘元给出的归纳是,两次大转向都不是山穷水尽:砍“简记”源于看见更高层机会,浏览器不上线源于内部标准不够高。因此这些变化“既不是无能也不是投机”,而是 CEO 最重要的取舍能力。
11. 2024年的字节收购 offer,是一次关于人生上限的选择
2024年初,Monica 收到字节的收购 offer,张一鸣也与肖弘见过面。肖弘对是否出售非常犹豫,先与 Koji 通了两次电话,随后两人在上海虹桥机场 T2 的港式茶餐厅聊了几乎整个下午。
Koji力劝不卖,逻辑“简单而粗暴”:卖掉可能就是个人天花板,保留 Monica 和整个公司则意味着未来可能性仍然无限;而 Monica 当时已有足够高的下限,即便不卖,也能提供很好的财务回报和职业基础。
另一层判断是,并非所有创业者都适合被收购后成为大厂职业经理人。Koji认为肖弘更适合做一号位,只有在创业状态中才能充分发挥;对这类人而言,方向受阻固然痛苦,“无所事事的空虚”可能更痛苦。
2024年12月、肖弘创业十周年时,十字路口曾录过一期尚未发布的节目。他当时已经明确说看到了 Manus 的机会,准备 all in。
12. 刘元对团队的信心增长,但拒绝把 Manus 写成成功案例
被问到是否曾在心里质疑“what are you doing”,刘元回答“完全没有”。在 Manus 发布前的两年多里,他逢人就推荐 Monica,甚至建议真格实习生、毕业生先去这家公司看看。
说服纪超加入尤其能说明判断强度:纪超18岁上过《福布斯》封面,做过一号位,从中经合、红杉融过资,也卖过公司;刘元原本等待他再次创业,却主动推动他加入另一位创始人的团队。
但刘元立即给这份信心加上边界:Manus“远没有成功”,团队今天仍会争论 PMF。最多只能说,它暂时引起了一阵风潮,并初步定义了 agent 的一种交互方式;这只是“一点点 credit”,不是终局证明。
13. 中国 VC 很年轻,刘元的第一份工作却先让他看了几十年历史
刘元2011年至2014年在 Greenspring Associates 工作,这是一家 VC 母基金:既作为 LP 投 VC 基金,也会从所投基金的项目中选择公司,参与或领投后续 B 轮。
他是公司唯一的亚洲人,因而主动建立中国 VC 联系,并系统研究全球基金的历史。2017年,他还写过《一只顶级 VC 的自杀》,讨论如今已少有人提及的 Crosspoint。
美国不少基金当时已做到第19期、第22期,历史可追溯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今天仍活跃在 Midas List 和行业舞台上的许多投资人,却是本土风投拓荒期的第一代。刘元因此判断,中国 VC 即使经历多轮起伏,仍处于“非常年轻的幼年阶段”。
14. 2016年的繁荣,让投资人把浪潮误当成了发现能力
刘元2014年回国加入真格时,移动互联网的天使机会大多已过,但字节、拼多多、B站等公司的价值正开始在 A、B 轮显现;随后又迎来“双创”、O2O、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共享 KTV 和 KTV 小房间的风口。
2016年,刘元个人投了26个项目,整个真格投出100多个。项目常在一两个月后就融下一轮,今天看“一只中国基金一年投二十多个项目”已足够活跃,当时却像行业常态。
刘元后来意识到,等一个赛道成为“风口”,对天使投资往往已经太晚:浪潮之所以可见,是因为已有标志性公司率先成功,模仿者才蜂拥而至。真正该找的不是追浪者,而是“制造浪潮的人”。
当时他虽没有追逐每个最热项目,也同样存在 FOMO。更危险的是,很多后来失败的公司在风头正盛时被错误标成正向样本,投资人由此提炼出的所谓规律,从数据源头就可能是反的。
15. 商业逻辑没有消失,但自上而下的推导被降了权
2016年前后,刘元投了大量公众号和内容创业者,相信“工具转社区、社区转电商”,相信拥有女性、母婴或垂直读者的大号能自然长出品牌。新世相是其中较好的结果,但大量推导并未顺畅成立。
那个年代的想象是:看到消费品,就像看到了下一个可口可乐;看到内容,就像看到了下一个 Netflix;看到年轻人社交产品,就像看到了 Facebook 的起点。向上的时代情绪和 GDP 双位数增长,进一步放大了这种乐观。
刘元并未因此否定逻辑。他强调自己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相信“A不等于非A”这类基本框架;他不再相信的是被过度简化的“商业逻辑”,因为它试图用少数变量拟合混沌世界,可靠性可能与“预测后天的天气”相近。
16. “投人”不是玄学,而是早期资产结构的逻辑结论
刘元的核心 assumption 是:“人是最难改变的,人比方向难改变。”他认为肖弘的性格、学习能力和智力,比蝴蝶效应公司的方向和产品力更难改变。
初创公司没有成熟的大量资产,方向却随时可能变化;因此,人既是最重要的资产,也是最难改变的资产。从这个结构出发,“投人只能是重要的,它必须是重要的”。
他仍相信人是渐变而非突变:未来卓越的人,过去应留下某些连续信号。真正发生变化的不是这个假设,而是哪些过去特征能够延续为创业能力。
早期真格常把顶尖学校、海归、投行、咨询和大厂经历视为“人中龙凤”的证明。刘元后来反思,一个人的过去选择会折射未来选择,而去高盛、麦肯锡这类最稳妥光鲜机构,未必是张一鸣、王兴、比尔·盖茨或扎克伯格式创业者会做的选择。
17. 刘元的识人框架经历了海归、内容、大厂高管到年轻人的四次迁移
刚加入真格时,团队本身也在学习天使投资。徐小平、安娜、方爱之和雨森等人都非传统金融投资人出身;依托新东方时代的人才网络,最自然的目标便是名校、全奖留学、海归和投行咨询背景者。
第一批光鲜履历项目大多失败,反而有一家背景极普通的“异类”长期跑出:宇树科技的创始人靠执着、信念、重视客户、发现并解决问题,最终把公司做到几亿美元规模。那些拥有更多退路的人放弃了,他却没有别的人生可切换。
2016年,刘元试图把内容变成自己的“神通”,密集接触公众号、微博大号、知乎大V和短视频创作者;同时也投 Momenta 等自动驾驶项目、FinTech,以及2016年投资的完美日记,处在“好像做什么都可以”的宽阔市场里。
2018年前后,他又系统 mapping 字节、快手、B站、摩拜、饿了么等组织,仅字节高管就投了七八位。到2022年,他开始把更多时间转向年轻创业者和连续创业者,因为“公司厉害”与“高管本人厉害”很难拆分。
18. Underdog 的优势藏在简历看不见的能力里
真格内部如今常把刘元视作擅长发现 underdog 的投资人,但他强调 underdog 不等于“草根”。它指的是优秀尚未被纸面共识完整定价:思想深度、动手能力、leadership 和信息处理能力,都可能藏在普通履历下面。
刘元观察,霸王茶姬张俊杰、泡泡玛特王宁、宇树科技王兴兴,都不是传统 VC 最偏好的光鲜画像。一个案例可以被称为 outlier,多个市场焦点连续呈现相似特征,就可能已经形成 pattern。
明星连续创业者通常成功概率更高,却往往估值高、竞争激烈、本人也不缺钱;项目从出生起承载的预期过高,后续每轮融资要满足的增长也更苛刻。“含着金汤匙出生”的项目未必 end up well,当然雷军等案例构成了重要反例。
19. 长期热爱与上下缩放能力,替代了“市场有多大”
刘元对品类热爱的检验不是听动机故事,而是看时间投入:“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一个人长期研究、实践某件事,讲起来能滔滔不绝并掌握全部细节,才构成爱的证据。
好创始人还要能同时 zoom in 和 zoom out:向上解释行业变化、竞争格局和上市公司毛利,向下说清每个零件、供应商和具体用户问题,在宏观机会与微观执行之间“可进可出”。
他现在的提问也彻底自下而上:怎么想到这个问题、观察到了什么、为何选这种产品形态、还考虑过哪些方案、最难的环节是什么、最后怎么解决。问题指向的是 ideation 与实践过程,而不是包装好的商业故事。
“市场有多大”已经很久没被刘元当作核心问题。创业首先是理解用户、找到问题、做出解决方案并持续迭代;市场份额和竞争优势的俯视图,不能替代这些从地面长出来的事实。
20. 雨森、连续创业者与失败样本,共同打开了自下而上的开关
雨森曾创业并负责产品,他在真格问的问题天然更偏“动手向”,对刘元影响很大。另一方面,一些背景优秀的创始人很快放弃,也迫使刘元回到原点:不能只问一个好听的创业动机,而要看产品究竟如何形成。
刘元早期密集接触年轻连续创业者时,谈话重点是上一次创业。创始人复盘真实经历,不会从市场规模和份额开始,而会讲具体问题、选择与困难;大量这样的叙事逐渐 shape 了他的思维。
这套方法并不新奇,甚至就是硅谷经典投资故事里反复出现的常识。刘元自嘲,做了十几年后才通过“知此事要躬行”,重新学会几十年前已经写在书里的东西。
刘元也提到,自己早年听过扎克伯格乖张、离经叛道的例子;但行业实践中,投资人过去偏爱商务上滴水不漏、表达圆润的人,而创业者最该在意的是客户和用户,而不是让投资人舒服。
21. 与投资人相同的 taste,曾是刘元最隐蔽的误判
做内容投资时,刘元很看重 taste;如果创业者与他读同样的书、喜欢同样的作家和导演,他会产生“心有灵犀”,不自觉地给对方额外加分。
后来他认定,这并不是正向指标。创始人的时间极少,注意力都在创业上,不应被与投资人共享餐厅、酒、书等生活方式误导;共同爱好太不重要了,甚至可能越多越不好。
更根本的校准是:刘元自己不是成功创业者,因此不能把自己当作创业者标尺。他应该学习已经观察到的成功创业者,而不是把“像我”误写成“有潜力”,并称这是一个回想起来“特别愚蠢”的错误。
22. VC 的职业光环消退后,剩下的是见识与“知道自己不知道”
刘元从 LP 转做 GP 时,曾把同行视为“神一样的人”:他们是可以收母基金管理费的全明星,而自己像第一次上场的菜鸟。后来行业经历浪漫化与祛魅,他才逐渐看到,许多人只是和自己一样被时代推到那个位置。
完美日记上市时,刘元把自己形容成“坐在后备箱里的人”,而非创业者所说的副驾驶。2013年,24岁的他能如数家珍全球前100家 VC 的 GP 背景和项目,只因这项工作门槛不高但从业者极少,信息不对称价值恰好很大。
刘元认为最好的 VC 通常亲自参与过伟大公司的缔造,次一级也应长期、近距离目睹公司成长,从而形成可信的 playbook。Ronghui补充,缺乏经验并不可耻,前提是“知道自己不知道”,并有一套摸索答案的方法。
Ronghui指出,中国创业者已能与美国同行分庭抗礼——美国 App Store 前十甚至有六家中国公司——但刘元认为同层级中国基金与美国基金相比,无论基金管理还是个体投资能力,差距仍然“非常大”。
23. 真格把 FOMO 变成了一套每周运行的 coverage 系统
刘元为 FOMO 辩护:天使轮投错,最多损失有限本金;错过却可能失去100倍、1000倍回报,成为终身遗憾。对一家以投人为核心的基金,正确判断之前的必要条件不是聪明,而是先见到创始人。
真格每周用约四小时共同检查 GitHub 获星最多的项目、Product Hunt 获赞最多的产品、新论文和新近宣布融资的公司,再追问第一轮是谁投的、真格当时有没有见过、为什么没有找到。
跟进事项会写进飞书表单;下周继续检查是否联系、是否聊上。十字路口或奇绩举办 Demo Day,也会逐个列出项目,核对谁聊过、谁没聊过,把每次遗漏转化成渠道上的查漏补缺。
这套机制同时覆盖 inbound 与 outbound:既要让优秀创业者更愿意主动来找,也要从产品、代码、论文和活动中主动发现人。刘元并不觉得枯燥,因为十余年里每两年面对的人、主题、审美和信仰都在变化。
24. 正反馈随时可能反转,所谓路径依赖有时只是尚未验证的风格
刘元提醒,Manus 今天带来的正反馈可能只是暂时的。假设半年后 OpenAI 发布一个创新产品并让 Manus 消失,那么此前关于“巨头难以靠创新打败创业公司”的总结,就会被事实整个翻转。
黄峥曾被问“拼多多的终局是什么”,回答只有一句:“终局肯定是死。”刘元转述,Cursor 内部的精神是:公司每天醒来,default 是没有存在理由、明天就会死,团队必须重新争取生存资格。
Manus 同样面对 OpenAI、字节、Anthropic、Google 隔日做出竞品的可能。刘元说这不是抽象的危机意识,而是“literally 可以明天发生”的事情,因此高光绝不能解除公司的生存默认值。
路径依赖也有两面:同一种方法连续投中两个项目,会被称为保持风格;第二个失败,则会被叫作路径依赖。刘元承认 Monica 之后自己格外偏爱华科团队,但相信持续追问“它可能怎样错”能减少盲从。
25. 技术周期会变,创业者的几个底层动作不会变
刘元借用贝佐斯的思路:与其追逐不断变化的方向,不如寻找“多快好省”式的不变量。早期投资也需要一套能穿越消费、AI、医疗乃至不同技术周期的评价标准,只是这只“圣杯”是否已经找到仍不好说。
Ronghui进一步概括了他认为的不变量:冒险精神,愿意放弃 status quo、走出舒适区;对机会的敏感,能够比别人更早看见,并更清晰地感知机会的形状和大小。
Ronghui还强调实践能力:愿意 get hands dirty,又能快速把东西做出来,进入迭代;从零到一后,还要开始思考制度化与可复制性。这些能力从航海、铁路、制造业到 PC、移动和 AI 都可能成立。
刘元睡眠并未因 Manus 变差,他的心态是“hope for the best, prepare for the worst”。地缘政治、封禁、大厂内部是否已有七人团队等未发生问题几乎无穷,他选择“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先处理今天能改变的事。
26. 假阴性比投错更致命,真格需要重新提高容错率
真格过去很骄傲的一点是,错过好项目通常因为没有见到,而非见到后没看懂;宇树科技、霸王茶姬和泡泡玛特却打破了这种安慰。宇树曾有同事聊过,霸王茶姬由 FA 推荐过,徐小平也见过泡泡玛特。
这些触点意味着机构不仅有“假阳性”——以为创始人好、投后发现不行——也有“假阴性”:人已经出现,却没有识别出闪光点。前者最多亏掉本金,后者可能让投资人错过定义时代的公司。
刘元最担心 hindsight bias 把今天已成熟的创始人形象倒映到早年,进而要求候选人“既年轻又成熟、既瞩目又没被 VC 发现”。这些条件彼此矛盾,标准越完美,早期发现能力反而可能越弱。
真格十年前容错率很高,同行可能觉得它在“瞎投”,但不少今天最好的项目恰恰来自那个阶段。刘元现在反复追问的是:哪些事该做却没做,哪些事正在做却没有必要,以及“我们此刻正在犯的错误可能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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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收听十字路口,我们关注新一代AI技术浪潮带来的行业新变化和创业新机会。十字路口是乔布斯对苹果公司的一个比喻,形容他站在科技与人文的十字路口,伟大的产品往往诞生在这里。AI。AI正在给各行各业带来改变。我们寻找、访谈和凝聚新一代AI创业者和AI时代的积极行动者,和他们一起探索和拥抱新变化、新的可能性。我是十字路口的Koji,联合创办了街旁、新世相和糖岛,发起了AI Hacker House这个新一代AI创业者的社群空间。我相信科技,尤其是AI,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价值创造机遇。欢迎大家找我聊天,碰撞想法,链接下一个可能性。
我是十字路口的Ronghui,在美元VC工作过,也做过五年的硅谷驻站记者,关注科技发展和商业故事,也欢迎大家找我聊天和我交流。
本周,十字路口终于迎来了我们的老朋友刘元。从十字路口第一期到现在快60期了,我们一直都在盘算着什么时候请刘元来上节目,但又总觉得这么宝藏的嘉宾,得压在箱底,留着关键时刻来用。
今天,我们就迎来了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在 DeepSeek 和 Manus 发布之后,最近两个月感觉见到的每位投资人几乎都是信心满满,AI 创业和投资所掀起的新热潮,正在朝我们涌过来。据说红杉最近连办公室的会议室都订不到了,这可是过去两三年都未有过的盛况。
刘元是真格基金的合伙人,也代表真格投资过我联合创办的公司新世相。我们打了10年的交道,一直有一些互动。3月中旬,刘元也来到十字路口在上海发起的 AI Hacker House,参加过我们的一场线下沙龙。那一次他的分享也非常精彩,我们把那次分享的内容发到了十字路口的公众号。
今天的播客,我们会先从刘元最近一两周在忙什么聊起。听说刘元最近去见了一次徐小平老师,很好奇徐老师对 Manus 这个项目的评价是什么?
其实我们认识是在新世相成立之前,更早。你肯定已经不记得了,是我刚刚加入真格的时候,大概在2014年。
2014年底,我带着我们第一期“真一战”的学员去了聚美。那天陈欧有事,临时不能讲,他就说可以找一个人代替他讲,然后找了你,对吧?因为那个时候你应该是聚美无线业务部的负责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对,对,对,我有印象。那一次是临时被叫上去,给“真一战”的同学们做分享。
因为那个时候陈欧也是如日中天的状态,能够临时替场、替陈欧上台的人,肯定是个很厉害的人,对吧?所以事实上,这是当时我们投新世相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们做了60多期节目,才终于把你想起来。
可见还是一个不够成功的投资人。
没有,没有,没有。我就说了,我们要找到一个关键时刻来请你上。
那也很 OK,这个自己是不是一个成功的投资人,自己心里有数,对吧?
徐老师状态挺好的。这次我刚见到他的时候,真的从零开始给他讲。他问我:“Manus 这个公司是干嘛的?是什么人做的?你给我讲一讲。”
最近 Manus 很火,包括我爸妈都知道。见到徐老师的时候,他每次都跟太太在一起;以前有几次见到他,他也是陪着孩子们。我觉得,对他来说,人生中更重要的事情,或者说更重要的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他对于工作的好奇,完全不再是投资人视角了。
我觉得这就像父母关心小孩一样,对吧?他关心他的学生,关心他的晚辈。
你会有那种拿着自己的作品,去给自己的老师讲一讲的心态吗?
当然,当然,我其实还是有这种心态的,而且还挺强烈。虽然我也反复在做预期管理,对吧?因为 Manus 是一家还很年轻、还很早期的公司。
历史上,科技史上,很多开一时风气之先、名噪一时的产品,最后很快也被大家遗忘了,很多也都成了先烈。所以我一方面每次讲到 Manus 的很多故事和经历时,肯定都很眉飞色舞;但每讲一段,我马上就要停下来,再做一下预期管理。
它很容易让自己激动,也很容易让别人激动,我们很容易进入一个激动到激动的循环。所以经常要提醒一下:公司就像所有初创公司一样,都是很脆弱的。年轻的初创公司,随时都可能夭折。
但其实我不需要跟徐老师讲这些话。他经历了这么多周期,经历过这么多上上下下,我觉得他当然理解。我当然是非常激动的,虽然他们不算是一家很大的公司,但确实是一家作为早期投资人,肯定会让人感到开心和骄傲的公司,哪怕只是到今天这个状态。
我觉得我在真格这么多年,Manus 有很多很特别的地方,等会儿都可以展开讲。作为一家初创公司,它可能是少有的在 Day 1 就能够在一个非常新的业务形态、非常新的技术前沿,去拓展国际用户,并且获得非常好的反响的公司。它在主流创业者和投资人群体里,都产生了非常强大的共鸣和回声。
总之有一系列的原因。我肯定很开心、很激动,能把这些新闻分享给徐老师。那种感觉有点像,终于有一个学员用老师教的剑法取得了一个名次。
那要不我们正好复盘一下你投 Manus 的前因后果、前世今生。这个故事之前在十字路口的活动上也分享过,那应该是第一次分享这个故事。
我们其实投了肖弘和他的团队,加上这一次,已经是第5次了。总共是在过去9年的时间里,从2016年到现在。
第一次投的是燕云科技。这个故事他其实在播客里也经常讲:他们几个华科的同学在学校创业,赚了一些钱,后来在学校里做了一些在校园里小有名气的产品。钱很快就快用完了,大家都准备去接大厂的 offer,准备去打工、开始上班。
最后他们决定,再去北京参加一次黑客松,再试一试。我觉得他们当时可能想的是,看看能不能拿到黑客松的奖金,再多撑一会儿。没想到在那里刚好碰到了投资人。
我那天刚好在黑客松上当评委。他在台上展示的产品、对产品的诠释,以及他做的一些表达,让我非常受触动,就觉得很喜欢。因为这是一个很年轻的团队,也不需要很多钱,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门槛特别高的决策,所以我们很快决定投他一笔天使轮,当时是100万元人民币。
这算是正式开启了他们拿机构融资、作为一家正式初创公司发展的路径。靠着这笔钱,燕云科技一直都没有像很多同时期做得风生水起的公司一样,融 A 轮、B 轮、C 轮、D 轮。它的融资路径其实挺惨的,从融资角度来说,就是融不到钱。
但从产品、用户增长,甚至收入的角度来说,对于一个本科生、一个年轻团队而言,是非常厉害的成绩。他们做过“一伴”和“微伴助手”,都是能达到千万用户量级的产品,还是很厉害的。
公司后来大概在2022年被收购了,我们当时也赚了一些钱。因为我们投的钱很少,所以虽然赚回来也有十几倍,但其实不算很多。投进去是一个小天使,赚回来一个大天使,就是小钱进、小钱出。
其实2021年他在谈收购的时候,我就在跟他聊,未来还有没有可能继续创业,或者创业有哪些可能的方向。到2022年,就应该更认真地跟他聊了。
他在2018年或者2019年的时候,我曾经问过他,整个创业或者工作的人生理想是什么,主题是什么?这也就是大家经常说的 mission statement,你的使命是什么。他当时说的是:“为人类做好工具。”
所以后来我只要一看到工具类产品,就会发给他。到2022年的时候,我关注到一个叫 Benchling 的产品——相当于科学家用的飞书——于是就去找他,反复跟他聊这个事情,也许他可以去做,对吧?
Benchling 是一家五六十亿美元的公司。国内其实有做工具产品的基因,尤其是那时候我已经觉得飞书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产品了。它可以理解成科学家用的飞书,因为在科研群体这种智力密集型群体里,工具反而往往是很落后的。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机会。
我就跟他聊 Benchling 这么一个创业方向,聊了很久。所以当他终于决定出来创业,做相关方向的产品时,我们当然毫不犹豫地投了他第二次。
简单来说,第一笔是天使投资,投的是几个本科生一起创业、磨合做出来的产品。他们有用户,动手能力强,执行速度快。第二次,投的是一个已经成功完成了从创业到退出的完整周期的创业团队,大家跟着他一起重新出发、重新创业,是对连续创业者的天使轮投资。
第三轮融资,这里面有一点小小的历史。很多人都知道 Manus 的前身是 Monica,但 Monica 的前身其实是买了一个叫 ChatGPT for Google 的插件。ChatGPT for Google 的前身,则是肖弘做的中国版 Benchling 产品“剪记”。
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跳跃:为什么从“剪记”会跳到 ChatGPT for Google?
当时他想做一个中国版的 Benchling。那时候我们恰好也投了一位 Benchling 的早期联合创始人,算是 C 公司的 COO。那个新的创业项目创始人是一个美籍华人,中文很差,主要讲英语。
于是我们把肖弘介绍给他认识,希望肖弘去学习一下 Benchling 当年创业时有哪些值得注意、值得学习的地方。肖弘当时用 GPT-3 做翻译。他在给这位创始人 David 写邮件时,使用 GPT-3 翻译,突然意识到 GPT-3 作为一个非常强大的模型,翻译效果已经很好了,但还没有一个非常友好的用户界面。
这其实就是今天说的“套壳”。当时 GPT-3 还没有一个很好的壳。他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创业机会。
那时候是11月30日 ChatGPT 发布,他在11月10日意识到,这是他看到的 AGI 领域最大的创业机会;11月20日开始立项做 Monica,也就是想把 GPT-3 时代的模型能力很好地释放出来,做一个非常用户友好的产品。
结果10天之后,ChatGPT 发布了。
当时他开始关注 ChatGPT for Google 这样一系列产品的走势。虽然他本来应该把主要时间放在 Benchling 这样一个医疗 SaaS、生物科学 SaaS 产品上,但他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砍掉已经基本做完、可以交付、几乎可以上线的“剪记”。
春节的时候,他花自己的钱买下了 ChatGPT for Google 这个插件。当时甚至都来不及开董事会、跟投资人商量什么,就先把它买下来。之后,他把这个产品的同步增长和商业化,跟 Monica 一起运营,但两边互相都不导量,Monica 仍然是一个独立产品。
ChatGPT for Google 是一个简单的、在套壳中可能还更套壳一点的产品。它的名字听上去特别官方,好像既是 ChatGPT,又是 Google,但它跟 Google 和 ChatGPT 这两家公司其实都没有什么关系。可能就像《大创业家》那部电影里说的那样,这家公司最伟大的地方,可能是它的名字。
靠着这个名字,早期增长非常快。我们看到他抓住时机的能力很强,也做了很多今天看起来很简单、但在当时并不明确的战略取舍。
因为我当时觉得,你们既然手速那么快,已经做出了这样一个产品,就应该直接把这个产品放到线上,看大家用不用。结果你们又把它砍掉了。
对,因为我们第一次投他,也就是蝴蝶效应第一次给他投钱的天使轮时,我们聊到 Benchling,他决定要创业。我说很好,我们肯定要投你。然后他来我们办公室,给大家上会、展示项目。
等他来上会展示时,可能才过了一周,他已经拿出来一个前端 working demo,可以理解为一个能运行的产品。当然,那个时候它还不是一个真正从后端上能够经起考验的产品,但我们已经能够看出来产品是什么样子了,而且整个设计都已经非常在线。
到了第二轮融资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这个产品真的已经可用了。你们效率这么高,动作这么快,为什么不直接先放到线上,看大家用不用?
但他们可能有更高的目标。他们觉得团队的注意力非常重要,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所以就把这个产品砍掉了。我觉得今天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战略选择。
当时其实还有很多类似的细节。比如他坚持不使用 ChatGPT for Google 给 Monica 导量,而是让两个产品各自做有机增长。当然,后面有没有导过量我不知道。就像今天你看到 Monica 也没有给 Manus 导量,以后会不会我也不知道。
我昨天还在跟他说:“你导点嘛,导点嘛。”但他非常明显地展现出了自己的 long-term thinking。
第三次投他,也就是蝴蝶效应的第三笔钱,是我们整体投他的第4次。那时 Monica 已经从大约3000个用户,涨到了几十万,可能接近上百万用户。我有点记不清了。总之那时候已经有几百万美元的 ARR,已经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产品。
当时 AI 圈里很多创业者来我们这里做 presentation,我们打开电脑投屏,经常会发现旁边有一个 Monica 的浮标。那时我们意识到,这已经是 AI 这一波快速抓住机会、做应用的创业者里面,小有成就的产品了。
听说有些大厂内部的 Monica 用户群里,都有几千人,甚至将近1万人,还是挺吓人的。所以当时我们觉得 Monica 做得这么好,就再加了一笔钱。
那一轮外界能看到,红杉、腾讯、王慧文也都投了进来。我们仍然坚定不移地又投了他一次。这相当于投了蝴蝶效应的第三笔钱,也就是整体上的第4次。
之后大概过了四五个月。当时其实想做浏览器,这一点我刚才忘了提。那时候 Monica 的商业化和增长都不错,但肖弘觉得还要再往上做一层,不能只做插件,要做 AI 时代的浏览器产品。
我们当时也聊了很多,AI 时代的信息搜索应该是什么样子。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想到把 Pick,也就是纪超介绍给他。纪超是我们从十几年前、从他18岁开始就投资的创业者。
他在拿 VC 的钱之前,自己做的是猛犸浏览器;拿了 VC 的钱、拿了我们和红杉的钱之后,做的是搜索产品 Magic,后来公司卖给了一家上市公司。
所以纪超的履历,不管是做搜索还是做浏览器,都太契合了。肖弘想做搜索和浏览器,我们当时就把他们撮合到了一起。
Monica 虽然涨得很快,但肖弘觉得这个事情的天花板不够高,他要做浏览器。当时他跟所有 VC 聊,大家对浏览器这件事都不是很相信,都是将信将疑。很多时候,跟投资人的讨论就是关于浏览器这种产品形态的争辩。
Monica 融资的时候,大家觉得 ChatGPT for Google 的复购不具备什么商业价值,但那还比较好理解,因为那确实只是公司一级火箭上的一个产品。后来 Monica 已经是 A16Z、GenAI 100 榜单上有名字的产品了,大家还是会说:“你要做浏览器?”
大家讨论的还是浏览器这件事,基本上没有给 Monica 赋予什么商业价值。那轮融资总之不是很顺利。虽然最后腾讯和红杉进来,都是很好的名字,但估值比前面我们主动加的上一轮也没涨多少,尽管用户已经从3000涨到了百万。
那时候其实还是挺丧的,尤其是创始人自己想到那段融资经历时的状态。
浏览器跟“剪记”一样,基本上已经做完了,但没有发布。
对。这个从他们的角度可能可以解释得更好。反正我当时一直很期待他们的浏览器产品,也看过很多小的 feature,但一直没看到那个产品。
后来有一次肖弘在武汉,我也去武汉找他们办公室。他又跟我展示了一些 feature,我就说:“这些 feature 都很棒。现在下面给我看一看你们的浏览器产品吧。”
他很惊讶,说:“这个我就是在我们的浏览器上给你展示的呀。”
那一瞬间空气简直凝固了。我很尴尬,他肯定也很尴尬。简单来说,就是这个浏览器产品不够不一样。
比如很多人聊到 Arc,第一印象可能是:Chrome 是横着的,它是竖着的。但 Arc 做了很多事情,它肯定不觉得自己只是一个竖着的 Chrome。
最后产品没有上线,肯定不是用户的错。这个世界上不存在“用户用错了”这件事。这句话是肖弘跟我说的。有时候我用他的产品,会说:“对不起,我没发现这里有这么一个设计。”他说:“不,用户永远没有错。”
所以我说,如果你在这个产品里没有看出来它长得不像一个浏览器,那肯定不是用户的错,是浏览器还不够不一样。
当然,我不是说他们后来把浏览器直接放弃了。很显然,他们内部判断这个产品还没有达到上线标准,不够差异化、不够新、不够不同。
两个月之后,Manus 发布了。那是3月份,然后就有了后面大家知道的这一轮融资。
我觉得听刘元讲得非常精彩。听十字路口的朋友可能也知道,我们之前在节目中分享过这个故事。我认识肖弘,也是因为刘元的介绍。
那是在2016年。2015年,刘元第一次投了他们100万元。不到一年,我记得肖弘他们跑去找刘元,说:“我做不下去了。”因为当时100万元快花光了,团队其实挺苦的,每个月拿很少的月薪。
当时刘元就对肖弘说:“你们去一趟北京吧,来找 Koji 聊一聊。Koji 好像比较能给创业者情绪价值。”
于是肖弘就带着两位联合创始人慧姐和老大一起到北京找我,聊了一个下午。他们三个到现在其实也还在一起做 Monica 和 Manus。
那天下午我们在双井的苹果社区聊了很久。我特别喜欢他们当时做的产品,叫“一伴”。我甚至觉得,如果他们选择放弃创业、不再继续做产品,这会是一个特别大的损失,实在太可惜了。
所以当天聊完之后,我就立即给他们转了几十万元,做了一次投资。我觉得这缓解了他们的经济压力,另一方面,他们可能也多少得到了一些正能量。回到武汉之后,他们就继续干下去了。
从当时的“一伴”,到后来的“微伴”,再到刚才刘元说的、没有发布的 Benchling 产品,直到后面做出 Monica 和 Manus,他们一直走到了今天。
其实说到这里,我还想到去年的一个故事。2024年初,当然现在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但当时还是挺有趣的。很多新闻现在也都提到过,Monica 在那个时间段拿到了字节的收购 offer,张一鸣也和肖弘见了面。
当时肖弘非常犹豫,要不要就此出手,把公司卖给字节。我们先是通了两个电话,后来有一天他来到上海,我们在虹桥机场 T2 航站楼的一家港式茶餐厅里,聊了差不多一整个下午。
我当时力劝他不要卖。我的思考其实很简单,也很粗暴:我觉得卖掉,可能就是一个人的天花板;但留着 Monica 和整个公司,未来的可能性是无限的。
而且当时 Monica 的下限在我看来已经很高了。即使不卖,未来留给他自己和整个团队的财务回报、职业发展的基础,也会非常好。
说到职业基础和职业发展,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适应被大厂收购之后,在大厂做好一个职业经理人。很多人只有作为创业的一号位,才能更好地发挥。我理解、认识的肖弘,我认为他属于后者。
还有一点是我个人非常切身的感受:一个人,尤其是创业者,最害怕的是空虚。比起做一个产品找不到方向、没有办法增长,这种痛苦,无所事事的空虚所带来的痛苦,才是真的更加痛苦。
对,其实我们和肖弘在去年12月录过一期播客。那期播客录制的时间点,正好是他创业10周年的时候。
在那期播客里,他分享说自己看到了一个机会,就是 Manus 的机会,准备 all in 做这件事情。但那期播客我们一直压着没有发,想找一个美妙的时刻把它发出来。我觉得那会是一期很有历史意义的内容。
听起来,他其实有几次产品都已经做出来了,但临时放弃,或者临时调整方向。你那个时候,首先,Manus 在你投的项目里,是一个什么样的重要程度?其次,你有没有过那种在心里 question——what are you doing——的时刻?
完全没有。说实话,我现在有时候讲到这些,会习惯性地把 Manus 带入成一个已经成功的产品,但它今天远远没有成功。事实上,我们有时候还在一起争辩关于 PMF 的问题,它远没有成功。
如果我们给它一点 credit,假设它作为一个产品,算是引起了一阵风潮,定义了 agent 交互的初步形态,那么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在 Manus 发布之前,我甚至经常被同事笑。
我逢人就说:“你可以加入 Monica。”比如遇到实习生毕业,有人要读书,有人要找工作,有人要创业,我就经常跟他们说:“你可以考虑先去一些不错的创业公司聊一聊,比如 Monica。你用过这个产品吗?”
我当时就像在安利一样,逢人就问:“听说过 Monica 吗?”反正我周围做投资的朋友和同事,基本都知道。
包括当时我去说服 Pick 加入 Monica。Pick 在公司卖给上市公司之后,来到真格做 EIR,跟我们一起做一些 AI 项目。我们一直等着他创业,在我们眼里,他一直是一个少年天才。
去动员一个18岁就上过福布斯封面、做过一号位、从中经合、红杉融过资、又把公司卖给上市公司的人,去加入一个团队,这件事一般都不会去想。
所以今天 Monica 的很多重要岗位,员工都是我们介绍过去的。当然,也有很多是在 Manus 发布之后我们才介绍过去的。
他虽然换了很多次方向,但我觉得他换方向不是因为山穷水尽、做不下去了,而是因为看到了更大的机会。
他第一次换方向,砍掉“剪记”,是因为猛然看到了一个高出一个层次的机会。不是说机会大一点,而是完全高出了一个层次。那时候“剪记”没有任何受挫,一切都很顺利,跟大厂的合作、融资、团队情况都很顺利。
但他突然看到了一个如果不抓住,就一定会后悔的机会。当他使用 GPT-3 的时候,他意识到了这一点。
浏览器那次换方向,则是因为他敏锐地感觉到,这件事做得还不够好。他对自己有严格的要求,觉得产品没有达到上线标准。所以这也不是投机。
他的换方向,既不是无能,也不是投机,而是因为他是一个有更高 ambition 的创始人。
事实上,我觉得今天的 Manus,从某种角度看就是一种浏览器。从搜索的角度看,它是在做信息收集。我们当时讨论 AI 时代的浏览器应该是什么样子,它不一定要符合古典时期浏览器原教旨主义者所认为的样子。
它起到了浏览器的作用,但它不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浏览器。所以我觉得,浏览器不上线其实只是一种取舍,而取舍是 CEO 最重要的能力。
在这个过程中,我对他的信心一直越来越强。我们每一轮投他的价格都越来越高、越来越贵,但还是觉得他在正确的轨道上,而且越来越好。
中间有哪些节点,让你感觉到有“对”的苗头或者信号?
因为 Monica 一直在增长,名气越来越大,产品也做得越来越完善。当然,“完善”是一个好的说法,也有人觉得它越来越拥挤。
包括创始人的状态越来越成熟。这些听起来可能比较抽象,如果没有具体的事例、细节或者亲身观察,可能不太容易理解。但总之,我每次见他,都非常明显地感觉到他在快速进步。
我们要不要聊一下刘元个人的投资经历,作为 VC 这个职业的一些历史和故事?
我大概理解,在你刚入行的时候,VC 还是一个非常黄金的时代,是最让人向往的职业之一。但到了2025年,好像我们会劝年轻人:你要做 VC,得考虑好,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困难,也可能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光鲜亮丽。
你经历了这么多,甚至可以算是经历了一个周期的一级市场早期投资,很想知道你会怎么复盘自己的职业历史和故事。
我比较长的全职工作,主要就两段。
本科毕业之后,第一段是在 Greenspring Associates。这是一家 VC 母基金,可以理解成给 VC 当 LP,同时也做一些直投。比如我们投了一家 VC 基金,这家基金投了 A 轮;我们觉得它投的公司里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就可以领投 B 轮,是这么一种模式的基金。
我在那里做了3年多。当时我是公司里唯一一个亚洲人,所以中国的这些 VC,虽然不是我的职责,但我主动去建立了联系。对于中国 VC 的 landscape,也就是行业格局,不能说非常了解,但对于一个隔岸观火的投资人来说,肯定比没有接触过的人了解得多。
那段时间其实也看了很多故事。我研究了很多 VC 的历史,2017年还写过一篇文章,叫《一只顶级 VC 的自杀》。写的是一个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的 VC,叫 Crosspoint。
我前面3年一直在研究 VC 的历史。美国很多 VC 在我们2011年左右投资时,可能已经做到第19期、第22期了。很多 VC 从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就开始做。
但在中国,今天我们所知道的那些名字、Midas List 上的那些大佬,仍然是中国当年筚路蓝缕、拓荒时期的第一代 VC,而且现在还在活跃、还主导着这个舞台。
我说这些的意思是,一方面,我们过去经历了很多上下浮沉、起起落落的周期;但另一方面,从更大、更长的视角来看,中国的 VC、风投仍然处在一个非常年轻、非常幼年的阶段。
我从2011年到2014年在美国那家 VC,2014年回国。2014年是移动互联网投资机会的一个阶段。绝大部分早期投资机会不能说已经结束,但回头来看,很多公司在那个时候正处在价值开始明晰的阶段。
因为我们只做天使,如果投 B 轮,其实仍然有很多机会投到当年的字节、拼多多、B站。这些最大的公司,可能正好处在价值开始明晰的阶段。你可能无法成为它们的天使轮投资人,但刚好可以成为它们的 A 轮、B 轮投资人。
很快就经历了2015、2016年的双创和 O2O,整个线上线下结合的时代开始了。那时候每天看项目,都是自行车: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还有共享 KTV、KTV 小房间。
那个时候你在做什么?你也是和大家看一样的东西吗?
其实我投刚才提到的两家公司——Momenta,以及肖弘的蝴蝶效应公司——都是在2016年。我当然也追过共享 KTV,曾经看过一家公司,但后来没投,份额还挺紧张。幸好没投进去,后来感觉也确实不应该投。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深刻地意识到,所谓的风口和浪潮,大部分最后都会是失败者。或者说,我那时候还没有深刻意识到,浪潮出现的时候,对我们来说已经太晚了。
你要去寻找那些制造浪潮的人。之所以有风口、有火热的行业,是因为有一家公司,或者有一家标志性的公司引领了成功,让很多人开始模仿,最后形成了风口。
所以我们真正要找到的是引领风口的人或者公司,并且要在它远远还不是一个浪潮、还不是一个风口的时候找到它。
我当时还没有那么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我觉得自己没有去追最火的公司、最火的赛道,但多多少少也有一些 FOMO 的行为。
做 VC 就是在寻找规律。很多规律来自过往的正反馈和负反馈。很多后来死掉的公司,当时其实处在风头正盛的时候,所以这些本来应该作为负向数据反馈的样本,在当时却被标注成了正向数据。
当时我找的很多创始人,也觉得应该是那样的人。今天看来可能是缘木求鱼、背道而驰的东西,但当时肯定也追过。
回到2016年,那一年我个人在真格投了26个项目,整个真格投了100多个。放到今天来看,这是不可想象的。现在一个基金一年在中国能投20多个项目,就已经是很活跃的基金了。
回想起来,当时对未来有很多美好的想象,但今天看起来,很多想象都是错的,都是一厢情愿、非常天真的。
什么样的想象,是你觉得最一厢情愿、最天真的?
比如那时候我投了很多公众号。新世相属于做得非常好的,那时候我们觉得每一家公司都可以通过做内容拥有自己的用户群。
很多公司是工具转社区,社区转电商。那时候很多所谓的商业逻辑,我想得很简单。比如一个公众号,有很多女性读者,或者有很多垂类读者、母婴用户,那它是不是就可以做一个母婴品牌?
固然也有人做出来了,但很多逻辑今天看起来并没有那么顺畅。
那时候的印象是,看到消费品就觉得是下一个可口可乐;看到内容就觉得是下一个 Netflix;看到社交就觉得是下一个 Facebook。
有些人做年轻人的社交,小学生、初中生在用,就觉得:“这就是 Facebook 的起点。”
对于创业者综合素质和学习能力的考察,也没有今天这么严苛。一方面是因为你本身很乐观,而做基金的人必须乐观,尤其是做早期投资,才能做好。
另一方面,我觉得那时候的时代情绪是向上的。大家相信日子会越过越好,公司会越做越大,GDP 会一直以 double digit 的速度增长。
但我比较想问的是,你刚才讲到,曾经相信的一些逻辑,现在发现好像是 VC 的自嗨,或者是整个市场的自嗨,最后一地鸡毛。这个会影响你现在的判断吗?
你现在会不会回到没有那么相信逻辑,而是更相信识人?
我一直都很相信逻辑这件事。这涉及一个人的世界观。
我是一个从来没有被玄学动摇过的人。我只举个例子,我是一个相当高度唯物主义的人。对我来说,逻辑是很坚固的世界观 pillar,是构建世界观宫殿的柱子,比如“a 不等于非 a”,还有交换律,这些基本的逻辑框架。
我不相信的不是逻辑,而是商业逻辑的推导。我觉得人类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拟合这个世界,把很多混沌的规律过度简化了。
所以今天回头看,很多商业逻辑的推导,就像预测后天的天气一样,没有什么可依赖性。大家都知道天气预报不可完全依赖,但总觉得商业逻辑是可依赖的。
所以今天你说我们投人,投人这件事听起来很玄学,像算命一样。一个人过来跟你聊一会儿,你就要判断他10年后是不是一个成功的人,这不就是算命吗?
但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隐藏逻辑。比如投人的一个 assumption 是,人是最难改变的,人比方向更难改变。
比如肖弘的性格,和蝴蝶效应公司的方向相比,哪个更难改变?他的学习能力,和公司的产品力相比,哪个更难改变?肖弘的智力,和公司的产品力相比,哪个更难改变?
我觉得人是更难改变的。人在初创公司的时候是最重要的,因为方向一变,什么东西都会变。那时候你没有资产,没有厂房,也没有很多算力卡,人就是公司最重要的资产,同时也是最难改变的资产。
所以从逻辑推导上,投人是重要的,它只能是重要的,必须是重要的。这是非常 logical 的,是符合逻辑的。
但很多商业逻辑的推导,其实是一个抽象过程。这个抽象过程中有很多逻辑不严密的地方,所以很多所谓的商业逻辑,其实并不 logical。
那你怎么抽象出应该投什么样的人?
这个抽象过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早年的时候,我们非常粗暴地寻找这样的人:如果一个人未来会很不一样,那么他过去肯定也会很不一样;如果他未来会优秀,那么过去应该已经展现出一些优秀品质。人应该是渐变的,而不是突变的。
这个假设我们今天仍然没有变。但“人在过去是什么样的优秀”,以及这种优秀是否和未来成为优秀创业者的特质一脉相承,我觉得发生了变化。
过去我们很简单粗暴地觉得,要找最好的学校、最优秀的毕业生、最好的工作。这里的“最好”,指的是最光鲜的大厂、最厉害的投行、咨询公司里出来的人,我们觉得那是所谓的人中龙凤,应该投他们创业。
但今天回头看,这里面肯定有缘木求鱼的地方。因为我们投一个人、投他的未来,其实是在参与他未来所有的选择。一个人的过去会折射出他未来的选择。
如果他过去的选择并不是一个好的创业者会做出的选择,哪怕他进入的是最好的机构,比如去麦肯锡做咨询、去高盛做投行,这些也不会是比尔·盖茨、扎克伯格、张一鸣、王兴会做的人生选择。
我觉得那时候回头来看,还是想得太肤浅了。
我们要不要按照时间坐标来梳理一下?
到今天,我猜测你已经有一套非常成熟的、判断一个人和判断一个项目的逻辑。从2011年做母基金 VC,到2014年加入真格,再到我们之前聊天时提到的几个关键时间节点:2016年、2018年、2022年。
比如2014年刚加入时,不管怎么样,虽然以前也有一些相关经验,但总的来说还是一个新人。2016年之前的两年,你在做什么?当时找的项目,典型画像是什么?
到了2018年,我们之前聊天时也说过,那是移动互联网相对末期的时间点。当时 BAT 很多大厂出来的人发现都不是很成功。
再到2022年,你之前提到过一句话:“要去找年轻人。”
如果按照这些时间节点来说,每个阶段主要在做什么,当时看的项目典型画像是什么,在识人和投项目的逻辑上,有哪些重要的 take away 或者心得?
这肯定是一个从最愚昧的时候,到现在离那个时候的愚昧最远的时候。但我觉得现在可能还离智慧很远,只是离当时最愚昧的节点远了很多。
希望自己每年都在进步,但这个过程也是螺旋上升,有很多反复。
我刚来真格的时候,因为真格是从徐老师个人开始的,包括安娜、方爱之,甚至包括雨森,虽然他创过业、做过国美,大家没有一个人是做过天使投资的。大家都不是所谓的投资人出身。
在大众想象里,我爸妈、我爸妈的同事可能会觉得,做投资是不是都学金融,或者都是搞金融的。其实美国很多投资人,大部分都是创业者。中国投资人很多当年也是第一代创业者。
但我们当时连创业都没创过。我自己也没有创过业。
真格现在很多投资人都是从学生时期实习开始的,也没有什么行业经验积累。所以我刚加入真格时,虽然做了3年多母基金和成长期投资,但对早期投资是一窍不通,完全是从一张白纸开始,跟着徐老师学习。
徐老师自己可能也在摸索。他也才刚做了几年,用的是自己的钱,在摸索。
因为新东方的原因,他当时培养了很多中国最厉害的学生,让他们去美国读书。那时候去美国读书是一件门槛非常高的事情,自费的人很少,基本上都要拿全奖,竞争非常激烈。
所以那时候大家觉得,最厉害的人就是最好的学校、美国的海归。那时百度还是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最牛的人就是李彦宏这样的人。硅谷当时说的是 C2C,也就是 Copy to China,大家觉得海归就是厉害。
所以我刚加入真格时,找的创始人基本上都是海归,或者是在 VC、投行、咨询行业工作过的人。你比如真格投过的、到今天最重要的项目之一小红书,创始人也是商学院毕业、贝恩出来的,也就是咨询行业出来的。
当时投的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人:商学院毕业、咨询或投行工作经历。早期第一批项目基本都死了,除了一个异类,就是宇树科技。
这个项目的创始人背景极其普通。但他身上有原生创业者最珍贵、最重要的品质:执着、坚持、信念感,以及对客户的重视。
回到原点,作为创业者创造产品时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发现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遇到困难时承受住。这些最简单的东西,他都有。
所以在当年那一系列高大上的海归,以及国内咨询、投行、律所出来的人里面,其他人都有别的人生可以去追求,只有这个创始人没有。他凭借这些品质,把公司做到今天,成为一家几亿美元的公司。
这是我当时投的第一批公司。
第二批公司,是那时候徐老师鼓励每个人去寻找自己的方向。这个方向不一定是一个赛道,也可以是一种类型的人,或者一个特别的渠道。简单说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得找到自己的神通在哪里。
我当时很喜欢内容,就觉得内容赛道是我要大显身手的赛道,于是聊了大量公众号作者。公众号只是文字这种载体,也包括当时开始兴起的短视频,以及各个平台上的大号、微博大 V、知乎大 V。
那时候我们觉得,一个人能够自己产生流量,这就是一件有价值的事情。今天看起来,这些想法都非常幼稚。
所以2016年那段时间,我花了很多时间见这类人。当然也见了很多其他项目。那时候 AI 开始隐约浮现,成为一个投资主题;自动驾驶也是这样,我们真格在2016年前后投了好几家自动驾驶公司的天使轮。
这几条线都在并行发生。那时候大家对创业这件事想得很简单,非常乐观。不管你从事什么行业,传统行业的人也出来创业,觉得传统行业可以被互联网颠覆一遍,再被移动互联网颠覆一遍。
大家还说 SaaS 到了元年,中国马上会有自己的 SaaS 公司;媒体行业觉得内容开始付费,内容转电商开始崛起;电商有各种垂类电商公司。
消费品也在那时候开始爆发,我们投完美日记也是2016年。那时候感觉好像做什么都可以,只要你厉害,怎么样都能赚钱。
当时没有太多考虑竞争。初创公司之间的竞争,大家各自去融资。每家共享单车、每种颜色的共享单车,都融自己的 A、B、C、D 轮,大家互相从打车开始,进行倾轧式竞争。
虽然当时也会问:“你做社交,腾讯怎么办?”但那时腾讯在 3Q 大战之后其实挺克制的。阿里也还在主营业务上,核心非常紧密。
跟今天所有人都会觉得“如果这个事情值得做,大厂肯定也会做”相比,当时巨头的阴影还远没有今天这么吓人。
所以2016年主要是按照自己的行业兴趣,去聊一些项目,也投了自动驾驶、FinTech 等。当时我可能因为出手太多、融资又很快,很多项目刚投一两个月就融下一轮,总之是一个很浮华的年代。
2016年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状态:看的东西很杂,自己有一个主心骨,但今天看来那个主心骨完全是错的,然后随便延伸出去,什么都看一下。
到了2018年,开始投字节出来的人。当时觉得字节太厉害了,字节出来的创业者肯定也很厉害,所以投了一系列字节出来的高管。
但现在看,因为字节很厉害,所以这些高管到底是他们自己厉害,还是字节厉害,变得非常难以区分。甚至这件事可能本来就没有客观答案,本来就是天时、地利和人之间的相辅相成。
总之,那时候我们投了七八个字节出来的高管,对字节内部的 mapping 做得很熟。当时不光是字节,几家风头正盛的互联网公司,包括快手、B站、摩拜,也都在做 mapping。
像摩拜、饿了么这些公司,产生了很多后来投身创业的年轻高管。所以当时很重要的一部分工作,就是把组织结构 map 出来,一个一个找这些高管聊。
2018年左右,可能主要就在做这件事。
后来到了新消费阶段,因为我们从2016年就已经投过一些消费品公司,所以反而在所有人都投消费的时候,我个人没有太大热情,但也投了几家。
我更看重的是,行业里本来就有消费品洞察和坚守的创始人,而不是一个人原来做得好好的,突然因为新消费很火,就出来做新消费公司。
到了2022年,就开始更多把时间放在年轻人和连续创业者身上。
不同的投资人会有不同的优势和特点。到现在,你有没有总结出自己适合或者擅长发掘什么样的人和项目?
真格内部最近姑且把我当成一个擅长发现 underdog,也就是黑马创业者团队的投资人。也有人把它叫草根创业者,但草根和黑马还不是一回事。
明星创业者的典型画像很典型:做过已经具备共识的事情,证明过自己的成功,证明过自己在同年龄 cohort 里的优秀。最典型的就是连续创业者。
但还有很多创业者,他们的优秀不是纸面上显然的。比如思想深刻、动手能力强、实践能力强、leadership,以及处理信息的能力。这些特质不一定直接从简历上展现出来,它们可能被隐藏得更微妙。
我经常在真格内部推的项目,就是一些背景不那么光鲜的创始人。这里面很大一个正反馈,可能来自 Manus 带来的正反馈。大家会觉得,确实这些人是值得投的。
我最近看了几个风投圈讨论最多的创始人,霸王茶姬也好、泡泡玛特也好、宇树也好,他们的背景都不是传统意义上 VC 会投的那种光鲜亮丽的人。
如果只出现一次,可以说是 outlier;但最近几个最受关注的项目都是这样的人,从某种程度上就可能是一个 pattern,是一个规律。
这个规律为什么会出现,我前两天还在跟同事讨论。我觉得,天使投资人的荣耀、幸福和价值,都来自于发现别人没发现的东西,帮助一个如果没有你,也许就没办法走上这条路的人。
如果一个已经做过上市公司的创业者,自己有很多钱,你去锦上添花,参与他的下一次创业,这样的人成功概率可能最高。这是传统 conventional wisdom。
但一方面,它的价值倍数很难很高,因为这时候估值应该已经很高了,所有 VC 都会抢,创始人自己也有钱。另一方面,项目一开始承载的希望就很高,下一轮融资需要翻倍时,它要达到的估值要求也会高很多。
含着金汤匙出生的项目,最后很多也并不会 end up well。
但也有很多反例,比如雷军。你刚才提到,霸王茶姬的张俊杰、泡泡玛特的王宁,还有宇树的王兴兴,他们都不是传统意义上 VC 会投的人,但都成了今天市场上最好的公司的创始人。
你们内部讨论后,总结出了一些什么规律?
这点在内部已经比较共识了。
首先,是对自己所创造的品类的热爱,也就是喜欢这件事。
长时间的喜欢怎么体现?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你为一件事情长期持续地投入时间,这就是喜欢,这就是爱的证明。
他对这件事情长时间的投入,以及对这件事情的理解,都很重要。讲起自己做的事情,能够滔滔不绝、头头是道,知道所有细节。
你可以问得很细,也可以问得很大。他可以 zoom in,也可以 zoom out:从行业发生了什么变化、竞品和上市公司的毛利,到非常小的细节、一个个零件和供应商,都能讲清楚。可进可出。
我觉得,对一件事情的爱、投入和实践能力,其实都不难观察出来。只是过去我们可能没有赋予它足够高的权重,现在我们会给这些特质非常高的权重。
因为这就是创业者最重要的事情:了解用户,知道问题在哪里,知道怎样创造解决方案来满足用户,然后长期通过对用户的了解,持续迭代解决方案。
这些是自下而上的了解。过去很多思路是自上而下的:市场有多大,你能拿多大份额,竞争优势是什么,是一个俯视视角。
但现在至少我自己跟创业者聊时,会更多自下而上地问:你是怎么想到的?观察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问题?为什么选择做这个产品?当时还考虑过哪些产品形态?做的时候最难解决的事情是什么?你是怎么解决的?
我已经很久没有问过“市场有多大”这个问题了,确实很久没有问过了。
这个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说实话,这里面雨森对我的影响非常大。
真格从徐老师开始,到雨森,他们都是创业者。雨森原来负责产品,所以他问的很多问题非常动手、非常具体。这些对我有很大影响。
我自己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一方面是同事风格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过去很多正反馈和负反馈带来的。
比如你要观察一个创业者有没有热情,这件事非常重要。我以前投过一些背景很好的创业者,但他们很快就放弃了,没有认真创业。
那么怎么知道一个人创业是不是认真的?其实要回到原点:他当时为什么创业。
过去我们只会问一个故事性的动机问题,而不会深入到动手层面,去问产品是怎样形成的、最开始如何产生 ideation。
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这一点的,但自从意识到它的重要性之后,这件事就再也没有从我的 mindset 里消失过。
这个事情会有一点像某个开关打开了,然后你的很多东西都变得更牢固、更宽阔了吗?
这个问题有点抽象,但我是在认真想。
这个节点可能跟我意识到要去找连续创业者有关。最开始接触很多年轻的连续创业者时,我问的问题都是关于他们上一次创业的问题。
创业者回顾上一次创业时,并不是从上而下讲的。他们不会说当时市场有多大、自己怎么抓住了机会,而是从下往上讲。
我听了很多连续创业者从下往上讲自己上一次创业的故事,可能多多少少 shape 了我的思维。
就像你说的,在某一刻,这些事情共同形成了一个开关。我突然意识到,自下而上远比自上而下重要。
这个方法其实很像硅谷非常经典、非常常见的投资故事模板,也是自下而上的思路。
对。所以我反复说,这不是我有什么超脱的地方。
我忘了是穆旦还是北岛的一首诗,大概意思是:“才知道我所有的努力,只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经过十几年的学习,突然发现,我终于学到了大家几十年前在书上写的东西。
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一个“知此事要躬行”的过程。别人一开始告诉你是这样,但你必须自己走一遍,才会发现书里写的那些东西,真的就是这样。
比如我当年还没开始做天使投资时,就听过很多硅谷创业者的故事,包括扎克伯格早年那些乖张、离经叛道的例子。
但真的开始做投资时,行业里一些前辈已经很厉害了。我们可能走过一些弯路,早年投了很多非常圆润的人:商务谈判滴水不漏、看起来很成熟的人,而不是那些带着粗粝质感的创业者。
创业者在乎的其实不应该是投资人,而应该是客户和用户。
你后来有没有调整自己,让自己更能接受这种粗粝的人?
我倒没有觉得自己经历过一个艰难的适应过程。
但也有可能再过两年回头看,我会有不同的答案。
你觉得现在自己能接受粗粝的人吗?
我认为我现在可以。
我以前犯过一个很大的错误。这个错误跟前面说的内容有关,也挺可笑。
因为2016年我很喜欢投资内容型创业者,所以当时觉得,一个创业者的 taste 很重要。我不是说自认为自己的 taste 很好,而是如果一个创业者跟我读一样的书、喜欢一样的作家、喜欢一样的导演,我就会觉得心有灵犀,不自觉地给他很多加分。
但这肯定不是一件好事。创业者的时间很少,注意力都在创业上,没有时间去享受那么多生活:跟你喜欢一样的餐厅,喝一样的酒,看一样的书。
这显然不是一个正向指标,但我很长时间把它当成了正向指标。
类似地,我以前总喜欢投资跟自己有共同爱好的人。简单来说,共同爱好太不重要了,甚至可能越多越不好。
前提是,我自己并不是一个成功的创业者。如果我是成功创业者,可以把自己作为标尺。但既然我不是,就应该把我观察到、见到过的成功创业者作为标尺,而不应该把自己代入进去。
回头来看,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简直不足为外人道的错误。
我觉得你刚才说自下而上,其实你自己做 VC 这件事,也让我看到一种自下而上的热情。
比如你刚入行时就去研究其他 VC 的故事,还写过一篇当时小有名气的文章,叫《一只顶级 VC 的自杀》。你对 VC 这个行业的研究和兴趣,感觉也是很原生的。
所以我有一个问题。很多人会说,站在2025年这个时间点,做 VC 的从业者迎来了一个巨大的机会,现在有很好的 beta,甚至有可能抓住下一个张一鸣、下一个刘强东。
但也有一些人在这个时候乱了阵脚。最近有好几个年轻 VC 跟我讲,他们非常 FOMO,FOMO 到不知道该怎么安排自己一天的时间。
你在这个时刻是什么状态?你怎么看今天自己作为一个 VC,一天应该如何度过?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我对同行的看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祛魅过程。
因为我原来是做母基金的。母基金做 LP,LP 把钱交给 GP,GP 收管理费。在我们眼里,GP 就是比我们更聪明、更厉害的人,就像创业者在 GP 眼里是更厉害的人,尤其是那些做得更好的创业者。
所以我从 LP、从母基金这边,开始成为一个投资人时,就觉得那些同行都是曾经可以收我管理费的人。把钱交给他,他就是这个职业里面像神一样的人,都是全明星、都是明星。
然后有一天,你作为一个新的菜鸟球员上场,跟他们一起打球,就是那种感觉。
后来又经历了整个时代。VC 这个职业被浪漫化了,因为当时在整个 beta 之下,有很多很好的故事。
在这点上,我们其实一直很清醒。完美日记上市的时候,我们让人写过一篇文章。VC 总说自己是坐在副驾驶座的人,我说我跟着安娜一起去敲钟,属于坐在后备箱里的人,这件事本来跟我没什么关系,我只是被带上了。
我觉得自己进入 VC 行业,也有一些阴差阳错和时代红利。
比如我回国时,国内 VC 还比较少。我在美国做母基金,这是一个门槛不高、但做的人很少的行业。那些非常少的 know-how,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有很大的信息不对称价值。
比如2013年,我可以不谦虚地说,作为一个24岁的人,我是少数几个能够把全球前100家 VC、每个 GP 的背景、投过什么项目、怎么找到这些项目,以及每个基金的风格,都讲清楚的人。
从 Accel、Founders Fund,到当时国内很多人还不知道的基金,比如 Benchmark 的欧洲基金、Bordertown,或者以色列的基金,我都可以如数家珍。
这份工作当时并不难拿到,只是因为做的人太少。
我回国的时候,徐老师可能也没有见过太多从年轻创业者转型成投资人的人。简单说,也被我“蛊惑”了。
所以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到了一个按照当时的能力本来不能胜任的位置,能够作为一个年轻投资人,帮助分配其他人的钱。
而这些钱的所有者,是靠自己的创业精神、强大的 business sense 以及一系列能力赚到钱的人。他们是在那个时代赚到了钱。
所以我觉得自己很幸运。
我的观察是,不管在中国还是美国,最好的 VC,必须亲自参与、直接参与过伟大公司的缔造,才会有一个好的 playbook。
当然,这有时候也容易让人变成经验的奴隶,但有经验总比没经验好。只要你不固步自封,而是能从经验中找到更广泛的规律。
次一级的投资人,即使没有亲手缔造过或者参与缔造过伟大公司,也应该因为各种原因,亲密地接触、目睹过伟大公司的成长。
比如 Benchmark 的合伙人,原来作为股票分析师,也非常 close 地跟随过这个行业的发展。
简单说,你得有一些见识,才能面对创业者给出反馈。首先,你得知道高下;其次,你还要能帮到忙。
我觉得今天绝大部分投资人没有这个精力和能力。一个20多岁的人,没几年工作经验,凭什么在别人创业时给出建议?你怎么知道谁做得好、谁做得不好?你的审美标准是怎么形成的,又经过什么考验?
你怎么知道你所知道的是对的?
大部分投资人确实没有这些,但没有也没关系,只要你知道自己不知道,然后知道如何去寻找、把自己的不知道摸索出答案,至少要有这样的心态。
今天市场可能比前几年颓丧一些,反而会好一点。市场最好的时候,很多投资人其实也跟我一样,因为阴差阳错站在那个位置上,但并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也不知道自己的局限。
有时候这体现为态度上的傲慢,但有时候并不是态度傲慢,而是他很谦卑,对创业者非常礼貌,却在做很多商业推导:这个会 work,因为 A、B、C;这个不会 work,因为 D、E、F。
但他从来没有质疑过,自己的推导方式是否经得起过往历史数据的考验,能不能经得起回溯测试。
我觉得很多投资人没有这种意识。
今天的中国创业者和海外相比,我觉得已经非常强。美国 App Store 前十名里,6个都是中国公司。中国创业者不能说已经吊打美国创业者,但肯定可以分庭抗礼。
不管是在非常 cutting edge 的技术行业,还是 AI 行业,中国创业者都绝对可以。
但中国投资人,不管从基金管理者的角度,还是从个体投资人、IC 的角度来看,跟美国投资人的差距仍然很大。
中国一线投资人对标美国一线投资人,中国二线基金对标美国二线基金,我认为差距都非常大。
那正好回到刚才的问题。现在是2025年,大家都觉得 AI 应用的机会很大,处在一个时代早期,是早期投资大有可为的时候。
你自己仍然非常活跃在一线。现在如何安排自己的一天,来保证最大可能抓住这一波机会?
跟同事们可能没有那么不一样。
从心态上说,真格有非常强的 FOMO 精神,我们很怕错过。虽然 FOMO 是一个贬义词,好像意味着没有主见,但对早期投资来说,能犯的最大错误其实是错过,而不是投错。
投错最多亏掉本金。天使轮的本金并不是一笔最大的资金,但如果错过一个项目,可能是一生的遗憾,错过的可能是一百倍、一千倍。
不错过一个项目的前提,大家很多时候以为是判断,但很多时候不是判断,而是见到他。
对我们来说,不错过一个项目的前提是见到他。我们相信,最优秀的创始人,只要你见到他,作为一个投人的基金,肯定能感觉到他的光芒。
但很多时候,因为他跟某个 VC 关系更好,或者自己有钱,他没有见到你。早期的时候,他根本没有见到你。
所以我们现在每周做很多事情。
我刚才说过,每周有4个小时的周会,所有人在一起开。我们会看 GitHub 上获得最多 star 的项目,Product Hunt 上获得最多 upvote 的产品,最近发布的 paper,以及过去一周国内外 VC 宣布的项目。
我们会看这些项目第一轮是谁投的,当时我们有没有见过,别人是怎么找到的,我们为什么没找到。
每周这4个小时,都是一个很长的复盘和侦查过程。
比如刚才说的 paper 或者项目,会有人在飞书表单里填:“我去跟。”大家会看下周有没有跟、有没有聊上。
或者这周十字路口有一个 demo day,奇绩也有一个 demo day。我们会把每个项目列出来,看有多少人聊过,谁聊过,谁没聊过。
我们做很多这样的事情,放在一个 recurring basis 上,也就是长期、有规律地重复,确保我们的覆盖率越来越好。
刚才说每个项目有没有聊过很重要,但每个项目为什么没聊过、缺了哪一个渠道、其他基金做了什么让他们先聊到,也同样重要。
每一次复盘,都是一次查漏补缺,让我们更有可能从此以后聊到这些创业者。
这只是一个例子。我们会区分 inbound 和 outbound:哪些是我们把自己做得更好,让创业者更有可能来找我们;哪些是我们要主动注意到创业者,主动 outbound 去找。
每一项再细分,我们要做的事情还是很多。
听起来,这跟我们上次在十字路口线下沙龙时问过的问题很像。当时问真格,或者说问你,今年最看重什么方向。
当时你的答案是,我们不是那么看方向,而是看人,保证覆盖率。
这个事情做久了,会不会觉得很疲惫、很累、很枯燥?
完全没有,真的完全没有。
刚才说我做这件事已经10年了。但这10年里,每两年做的事情、找的人都完全不一样,主题也完全不一样。
你在见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怀着不同的审美,带着不同的信仰。
刚才那些故事,既如此遥远,又宛如昨天。我没有疲惫。
真的吗?
真的没有,一点都没有。
那你有没有担心过,曾经的正反馈会给自己带来识人的路径依赖?
最惨的不是正反馈带来路径依赖,而是你发现正反馈其实是反的、是错的。
很多时候正反馈是假的。
比如今天在十字路口做了60期之后,Koji 终于想到我,肯定是因为 Manus 做得很好。但如果半年后 Manus 死了呢?
那我可能会突然发现,之前很多预想都是反的、都是错的。
尤其是如果它以一种非常悲惨的方式死掉。比如我们一直说,从它身上看到创业公司永远能靠创新打败巨头,结果 OpenAI 发了一个非常创新的产品,Manus 就没了。
那最后发现,原来完全相反。这完全可能发生。
正反馈很有可能是暂时的。
当时黄峥来跟我们做分享,有一个学员问了一个很时髦的问题:“拼多多的终局是什么?”
黄峥说:“拼多多的终局肯定是死。”
然后他没有再展开,讲完了,period。
那位同学非常扫兴,现场有点尴尬,不知道怎么继续问。昨天我们聊天时,他还在说这件事,但他说的是另外一家公司。
他说,那家公司内部的默认状态是:每天醒来,我们默认自己没有存在的理由;我们默认明天就会死。
这不是一种精神,而是一个 default。
比如 OpenAI 那么强大,我们凭什么存在?
他说的公司是 Cursor。Cursor 内部的精神是:我每天都在争取我们明天还能活下去的理由。
Manus 也是一样。它每天都在争取明天还能活下去。它的 default 是,OpenAI、字节、Anthropic、Google 随时都有可能做出一个产品,把它杀死。这件事 literally 明天就可能发生。
所以回到你的问题,我希望至少这个正反馈是真的。我们赚到钱了,你让我依赖一会儿,我依赖一会儿也可以。
但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自己依赖的是一个错误的东西。这件事在我身上发生过很多次。
路径依赖我觉得不可避免。因为我观察很多投资人,不管美国还是中国,路径依赖听起来有一点 judgmental,好像是在批评一个人。
但从某种程度上,路径依赖也可以翻译成对自己成功方法的提炼。
什么是路径?什么叫风格?路径依赖说得好听一点,就是保持风格。你用同样的方法投到两个好项目,那叫保持风格;用同样的方法投到第二个项目,结果第二个项目很糟,那就叫路径依赖。
所以我觉得这很难避免。
比如最近,甚至在 Manus 之前、Monica 时代,我就特别钟爱华科的项目,这肯定有路径依赖的成分。
但我自己没有太担心,因为我感觉自己还是一个比较自省的人。我总会想: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会错?它会是怎样错的?
所以倒还好,但没有路径依赖是不可能的。
如果从2022年开始算,在这几年里你聊了很多新一批 AI 时代的创业者。你觉得现在这个时期的 AI 创业者,需要的东西跟上一个周期有什么不一样?
从选择投资人、估值以及其他维度上,能不能做一个对比?作为一个早期投资人,你要怎样适应变化,给这个时代的创业者提供他们需要的东西?
我觉得就像贝佐斯说的,多快好省是不变的东西。亚马逊寻找的是不变的东西,我们做投资时,也希望找到不变的东西。
首先,它确实存在;其次,它还能被找到。
创业方向和科技进步都在非常快速地发生。过去10年其实也不是那么长,可能已经发生了四五次投资人感兴趣的风口变化。
从 PC 到移动互联网,再到 AI,我们这一波人如果想长期做投资,肯定希望有一个信念在,希望找到能够穿越时间、穿越行业的特质。
希望有一个像圣杯一样的审美评价标准:它在消费里面有效,在 AI 里有效,甚至在医疗里也有效。
那我们今天有没有找到这个标准?我觉得还不好说。
我们今年的成绩还不错,确实每一年都在增加道路自信。好公司越来越多,我们觉得自己找得越来越准。希望在这个收敛的过程中,能够逐渐逼近真相。
你刚才问经验是什么。我觉得我们现在发现的不变的东西,可能从哥伦布航海时代就存在。
从中国改革开放前,那些赤手空拳、筚路蓝缕的老一辈创业者,到 PC 时代、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创业者,不管怎么变,我们希望观察到的东西是不变的。
比如冒险精神,愿意放弃 status quo,跳出舒适圈。勇气是不变的,不管什么行业、什么赛道,它都不变。
对机会的敏感和洞察也不变。机会发生了,我能看到它,比别人更早看到,而且能更清晰地感知到它是什么形状、什么大小。
这种敏感,从100年前的创业者到今天的创业者,都没有变。
然后是动手能力。实践能力也是不变的。愿意 get hands dirty,真的去做;有能力把它做出来,快速进入迭代周期。
从早期的从0到1做完之后,开始思考制度化和可复制性,这些其实也都不变。
从铁路时代、蒸汽船时代的创业者,到后来制造业时代的创业者,很多管理学经典教材,比如德鲁克的理论,它们所在的技术周期跟今天完全不同。
但为什么我们仍然能从通用电气那个时代的公司里找到今天的灵感?因为其中肯定有不变的东西。
我们要寻找的就是那些不变的东西。至于变化的东西,我们肯定追不上,这一点我们有自知之明。
那你现在每天最忧心的事情是什么?最让你睡不着觉的是什么?
其实我睡得还挺好,因此经常被安娜骂。
她现在每天为 Manus 睡不好,但我睡得好的原因,是我觉得自己的心态比较好。因为我经历过很多次公司看上去很成功,后来又挂掉的过山车。
所以我经常觉得,应该 hope for the best, prepare for the worst。
这两天天天跟安娜争吵。我给她灌输一首歌,叫“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
不要去担忧那些还没有出现的问题。今天你能担忧、但还没有出现的问题太多了:地缘政治、大厂压力、技术迭代,字节是不是内部有7个人在做同样的东西,OpenAI 是不是也在做,美国明天会不会把你禁掉。
这些事情今天去操心,我觉得能做的事情比较少,所以也没有让我睡不着觉。
前面提到宇树没有投,这是我经常想的问题。但如果你刚才说的不是一个比喻,我好像确实还没有焦虑到会影响睡眠的程度。
不过这些问题我经常在想。
真格以前历史上有一个很骄傲的点:很多项目不是我们见到之后没发现,而是我们根本没有见到。
所以我们把所有的精力、资源、讨论和注意力,都放在怎样用尽可能多的项目、活动、内容和内部制度,保证每个创业者我们都能聊到。
但这些创业者里,宇树我们应该是有同事当年聊过;霸王茶姬其实有 FA 推荐过;泡泡玛特当时徐老师也见过。
这些项目从某种程度上,都跟我们有不同深浅的触点。
按照我们以前的审美,居然出现了假阴性。我们以前觉得只有假阳性:觉得一个项目很好,最后发现它不行。
假阳性对投资来说没有那么可怕,就是投错了。你以为他很厉害,后来发现他没有那么厉害,最多亏掉本金。
假阴性就比较致命,因为它决定你是不是一个属于这个时代的投资人:你有没有参与到最牛、最伟大的创业者的事业中。
如果做不到,这个工作的基本素质就没有了。至少在这个工作的胜负手上,你是弱的。
这个问题我确实经常在想:哪些事情我们应该做但没有做?哪些事情我们正在做,但其实没有必要,甚至是错的?
我们此刻正在犯的错误,可能是什么?这是我经常在想的问题。
我最担心的错误,是我们有很多 hindsight bias,也就是后视滤镜带来的光环。
简单说,很多创始人现在已经很厉害了,我们会研究他们为什么厉害,但忘记了他们年轻时、更早期时那些执着的东西。
于是我们今天找投资项目时,标准可能会定得太高:希望一个人既年轻又成熟,既瞩目又没有被 VC 发现。
这里面其实有很多互相矛盾的特质。
在这两极之间,我们更偏向哪一边?刚才说霸王茶姬、泡泡玛特这些项目,我们当时可能见过,也可能被推荐过,但他们并没有在所有人面前做过完整分享。
所以当年如果我们见到他们,会不会投,几乎有一点思想实验的性质。
我确实很担心我们的容错率。把容错率调在一个正确的位置,对每一家机构来说都非常重要。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同行在瞎投,但后来想想,真格今天看到的很多小而好的项目,其实是我们10年前投的。那个时候,同行可能也觉得我们在瞎投。
我们当时有很高的容错率。现在我们的审美和标准提高了很多,但其实容错率也降低了。
这就是我今天所担心的。
而且你刚才提到 Cursor 和 Manus。他们每天醒来都在问自己,要想办法努力让公司好好生存下去。
你也提到,作为投资人,好像每两年就能见到新的人,有新的逻辑、新的审美和新的信仰。
不管是站在悬崖边上每天工作,还是每两年拥有一种新的人生体验,这好像都是一种又热烈、又生动的生命力,是一种热辣滚烫的生活态度。
听起来,虽然有很多担心、焦虑和不确定,但依然充满了力量感。嗯,所以感谢今天刘元来十字路口,希望我们都可以继续充满活力地过好每一天,也期待你过段时间再来十字路口。谢谢。好的,谢谢,谢谢高吉,谢谢文慧。如果你认为有朋友也会喜欢本期十字路口的内容,请转发微信推荐给他们。最后,欢迎你加入十字路口的会员群,我们鼓励大家在群里聊天互动、交朋友,寻找未来的同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