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199｜悬赏1亿美金逆转人类10年生理年龄，抗衰疗法距离落地还有多远？ 硅谷101 · 2025-07-13 · 79 min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PWt7UJfjm8 ## 逐字稿 泓君 欢迎收听硅谷101，我是Yushan。这期节目我们继续来聊聊抗衰这个话题。还记得我们在第143期节目中，曾讲到一群生物极客如何在洪都拉斯的私人岛屿上，尝试各种前沿黑科技，追求长寿与永生。当时节目播出后，引发了评论区非常热烈的讨论，也有不少听众留言，希望我们能邀请更有专业背景的嘉宾，带来更系统的科普。 于是这期我们请来了两位在科研、产业和临床实践方面都非常有经验的嘉宾。一方面，我们会带大家了解一个当前正在进行中的、全球最具雄心的抗衰比赛。这是一场以逆转人类10年生理年龄为目标的大赛，奖金高达1.01亿美元，吸引了来自全球的团队参与，既大胆又有科学设计。 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借这个机会，为大家搭建一个更系统、科学的抗衰理解框架：从支撑各种抗衰研究背后的关键生物学机制，到衰老时钟这样衡量健康年龄的工具设计，再到各类疗法在人体临床试验中的实际应用进展，帮助大家厘清这条从基础研究走向应用的路径。 希望这期节目能让你在面对五花八门的抗衰信息时，拥有一套更有判断力的科学视角。需要提前说明的是，这期节目会涉及一定的专业术语和背景知识，我们也在 show notes 中准备了详细的名词解释，欢迎大家结合 show notes 一起收听，辅助理解。 今天和我一起录制这期节目的有两位嘉宾，周广宇博士和仁晖博士。我们先请他们分别跟大家打个招呼。 周广宇 Hello，大家好，我是周广宇，目前担任 Regenerative Bio 的联合创始人和首席技术官。我们是一家从事人工智能和长寿科技相关的科技企业，同时也在做一些关于衰老评估的基础技术，以及衰老干预方向的产业转化和技术探索。 仁晖 大家好，我叫仁晖。我之前是心内科医生，目前在麻省总医院做临床流行病学研究，以及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应用的临床转化研究。我之前在美国进修期间，也获得了哈佛公共卫生学院的公共卫生背景。 泓君 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抗衰和长寿科技，是一个非常前沿、也是非常大的话题。从严肃研究的角度，大家都说抗衰的研究难，就难在衰老不是一个被很好定义的临床终点，而且做临床试验的时间非常久，可能要跟踪人的一辈子，才能验证抗衰的效果。 我近来发现了一个正在进行中的、很有趣的全球赛事，从一个有点取巧的角度，来评价各种抗衰疗法的效果。这个比赛叫 XPRIZE Healthspan 健康寿命挑战赛，奖金高达1亿美元。据说它是由沙特王室和各种富豪支持的，也是历史上奖金最高的抗衰老科研赛事。 我看到有人说，这是抗衰领域的“登月计划”。这个比赛的决胜目标，是参赛团队要证明，他们的疗法可以逆转相对健康的50到80岁的人10到20年的寿命，主要从肌肉、认知以及免疫功能的角度去衡量。治疗时间必须在1年以内。 它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赛制，一共是7年的时间，从2023年底开始，一直到2030年。注册比赛的团队来自全球58个国家，超过600个团队。今年，也就是2025年5月，基于递交的方案选出了半决赛的前40名种子选手，每个团队获得25万美元的奖金支持，接下来要做概念性验证，也就是 POC 的临床研究。 基于这个结果，到2026年会选出前10名决赛种子选手，每个团队奖励100万美元。从2026年到2029年，每个团队都要进入为期1年的人体临床试验。到2030年选出冠军，拿走剩下的接近1亿美元奖金。 这里面有非常多有趣的点，我想和两位嘉宾讨论。当然，我们也希望借着这个话题，给大家讲一讲长寿科技和抗衰有哪些研究方向，从业者如何看待不同的尝试。 首先我知道，周广宇博士所在的公司睿健生物 Regenerative Bio 也参加了这个比赛。你能不能先给我们讲讲，你参加这个比赛的感受？你们为什么会参与到这个赛事中？ 周广宇 我们参与这个比赛，对整个比赛的影响力，包括奖金池，还是非常感兴趣的。我们也非常坦诚地说，这样一个比赛对于整个长寿行业来说，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能够让大家在不同的方向和领域，被强行拉到同一个赛道，去进行一些所谓的 PK。 但是我们对于比赛的专家评审团，以及主办方 XPRIZE 在科技领域的公信力，还是非常钦佩的。在目前整个赛道还非常新兴、可以说处于蓝海状态的背景下，主办这样一场比赛，需要很多勇气。我们非常钦佩主办方办这场比赛的决心。 正好这个主题和我们公司正在进行的研发，以及正在开展的相关项目都有关，所以我们觉得这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契合。我们作为全球一百多支参赛队伍中的一支参加了比赛。 但比较遗憾的是，第一阶段我们没有真正入围前40名，也就是在这场长跑的第一圈，暂时处于一个落后的身位。当然，后面到决赛还有1年的时间，仍然有争取100万美元奖金的机会。 泓君 我看到比赛是从2023年底开始注册，到现在宣布前40名。这个过程中大概发生了什么？你们团队在这个过程中的体验和感受是什么样的？ 周广宇 报名参赛需要提交的材料还是挺完整的，不亚于一个大的科研计划。提交的方案需要交代所有的研究背景、参与团队人员的能力和资质，以及目前已经取得的成绩和结果。 它在整个设置上，比较像美国以及中国各个科研机构的科研项目申请，比如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或者我国科技部等机构的科研项目申请，结构上是类似的。 但不同的地方在于，它可能会更关注最终结果，以及你怎样证明整个 intervention，也就是干预衰老的过程，是真正有效的。所以从比赛设置，以及它希望参赛者提交的内容和方案来看，都是围绕着如何有效抗衰这件事情展开的。 泓君 你刚刚提到，你们当时参与这个比赛，也是看中了它的专家评审团，包括组织者的公信力。这个比赛的组织者和专家评审团，大概是什么样的背景？有哪些人在参与？ 周广宇 XPRIZE 的整个组成非常丰富。它有一个执行董事群体，成员都是在教育、科技和投资界各个领域非常有建树和积累的人士。其中大家可能更熟悉的，比如奇点大学的校长，这是比较重要的 XPRIZE 发起人。 在非执行董事里面，名人就更多了。他们可能更多是为协会出资，或者参与整体战略和方向的制定。这里面大家可能认识的，包括 Google 创始人 Larry Page，以及我们非常喜爱的大导演詹姆斯·卡梅隆，他也是其中一位非执行董事。 所以它的管理团队还是非常强大的。它的科学家团队则是以外部顾问的形式存在，因此没有太多公开披露。不过我们熟知的、在衰老方向有影响力的科学家，以及产业内比较活跃的企业人士，可能都会作为科学顾问或者产业顾问，为 XPRIZE 提供服务。 泓君 这些都可以理解。就像刚刚提到的 Google 创始人 Larry Page，他是不是从一个富豪的角度，本身也有抗衰的需求？像詹姆斯·卡梅隆这样的导演为什么会参与？他们在里面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周广宇 我的理解是，在整个 NGO 的架构里面，董事会成员往往是更实际参与工作的，非执行董事可能一年参与2到3次战略性决策，他们会共同参与。 通常这些人都是“带资进组”的。他肯定要么是直接向 XPRIZE 提供资金或等价物的支持，要么是为这个组织带来更多资源。大导演的具体情况我不好推测，但这几方面可能都有，包括他在影视圈以及明星群体中的影响力，都是他能够给这个组织提供的资源。 泓君 你刚刚还提到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点：把大家强行拉到同一个赛道。其实这些参赛公司本来可能并不是做抗衰或者长寿科技的，但它们因为同一个终点被聚拢到了一起。这个问题应该怎么理解？ 周广宇 衰老干预本身是一个非常包罗万象的方向。它可以包括一些非常前沿的科技，比如基因疗法、靶向细胞，甚至靶向细胞内的某一个元件，比如线粒体的分子；也可以包括我们在新闻或媒体上看到的重编程，以及其他新的生物科技技术。 另一方面，它也可以包括一些不能说传统，但日常可见、或者已经在临床实践中使用很多的方法，比如生活方式干预、饮食调整、运动、综合健康管理、营养膳食补充剂，或者相对没有那么硬核的一些手段。 要评估这些方法是否能够有效逆转衰老，是一个非常系统性、也非常前沿的难题。 泓君 我想先大概了解一下，这些公司本身是抗衰领域比较头部的公司，还是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因为我看到新闻里还有团队想用 GLP-1 疗法去研究抗衰作用，所以我感觉参赛公司确实非常杂糅。能不能请广宇博士简单介绍一下，现在还在赛事中的这一百多家公司，大概有哪些分类？你会怎么去看这些公司的方向？ 周广宇 如果强行二分的话，可以分为偏生物科技的公司，以及相对偏生活方式干预、运动和营养方向的公司。 但从科技方向来看，它的占比和方案类型会更多一些，包括基于基因治疗或基因疗法的方案；有一些可能基于干细胞或者干细胞衍生物，我们可以统称为细胞或类细胞疗法；还有一些更像传统制药，使用小分子或多肽进行干预。 剩下的一些则运用了对衰老生物学的新理解。代表性公司其实并不一定是大家熟悉的那些。最终我们看到获奖的团队，很多名字并没有那么熟悉，因为比赛要求以 team name，也就是团队名参赛，并不要求使用公司名或者实名。 所以有些团队可能会取一个他们希望达成的目标，或者以整个研究主题去参赛。比如 GLP-1 相关的干预疗法，可能就叫作“GLP-1 majority”。在公开信息中，它并没有披露具体是我们熟知的大药厂，还是一个新兴的 Altap biotech 或者是一个 startup。 但从最终复盘来看，前40个获奖方案囊括了很多不同类别。在相同的解决方案和策略里面，可能只选择一家，最多两家。它更看重的是多样性。 泓君 如果相同类别只选1到2家，那40家公司就意味着，可能有二三十个不同的方向，是吗？ 周广宇 是的。这个前40家公司里面，确实包含了很多不同方向。 泓君 这里面有没有一些新闻里经常提到的公司？比如纳斯达克上市公司 Longeveron。当然我去看了它的市值，现在好像只有2000万美元，一度股价大概在1美元多，但它的股价也曾经冲到300多。我发现这些公司还挺有意思的，之前可能并不在大众视野里。 比如刚刚讲到的 Longeveron，公司大概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在做抗衰呢？广宇博士了解吗？ 周广宇 这家公司应该是一家以间充质干细胞疗法为切入点的公司。如果严格按照新药，或者新的细胞疗法公司来看，它更多还是属于有不同临床管线的公司。 刚刚提到它估值的波动，以及整个二级市场或投资人对它的预期，肯定是希望它的疗法在某一期临床试验中有很好的表现。相应地，市场预期和股价可能都会有比较好的表现。 但是，如果它在某些临床试验中数据不理想，可能有很多原因。有的时候甚至不一定是技术或疗法本身的问题，也可能是适应症选择，或者临床试验设计等方面没有做好，最终导致结果为阴性，或者临床试验失败。那它在市场上的表现就可能大幅跳水。 以间充质干细胞为例，它更多会选择具有多功能和干性的一类干细胞作为切入点，通常会选择肺纤维化等具体适应症。不过，如果真正以衰老为目标，我们可能不能称之为“适应症”，这也是我比较纠结用词的地方。 通常在临床试验里面，我们需要选取一个具体适应症。但按照目前的定义，衰老还不能严格意义上算作一个适应症。我们姑且称之为临床试验的目标。 但这场比赛悬赏的关键，就是如何定义“有效的抗衰”。这件事情目前在整个学术界，包括产业界，其实仍然是一个逐步形成共识的过程。它远没有达到我们过去已经有一套标准或体系，能够系统评价这件事的程度。 泓君 你刚刚提到间充质干细胞。对于很多不是这个行业从业者的听众来说，我们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间充质干细胞是不是干细胞中的一个分类？它希望通过什么样的原理来逆转衰老？ 周广宇 间充质干细胞是一类具有分化潜能的干细胞。它可能距离我们最初理解的、最具备干性的胚胎干细胞还有一定距离，但在人体中，比如骨髓、脂肪组织里面，都会存在间充质干细胞。 它要形成，或者发挥它的干性，需要具备一定条件。如果把干细胞想象成一棵树，它位于比较接近树根的位置，可以有很好的潜力，最终分化并演变成不同的细胞。胎儿的胎盘、脐带血中也会有一些来源，包括我们的肌肉里，也有具有分化潜能的干细胞。 泓君 用具有分化潜能的干细胞去抗衰，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周广宇 这在目前的细胞学实验和小鼠实验中，有比较好的数据和证据支持。通常有几种方式。 一种是细胞本身会有归巢效应，能够去到它需要去的地方。比如某些地方大量失血，需要进行造血时，干细胞会行进到骨髓，或者需要造血的地方，形成对应的新鲜血液细胞，进行分化和增殖。 但更多时候，以间充质干细胞为例，它提供的是一个细胞微环境。通俗一点说，就是告诉周围的细胞，这是一个很好的生长环境，让细胞群保持活力。这被称为对微环境的重塑。 泓君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把间充质干细胞输入人的体内，它可以刺激细胞的微环境？它会释放一些因子，造成一些改变吗？比如衰老细胞会被更快清除，或者它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让身体更加年轻？ 周广宇 这里面还涉及间充质干细胞的来源：到底是自体的，还是异体的。 如果是自体的，它在整个人体的免疫系统中会被识别为相对友好的环境，能够更好地发挥干性和归巢效应。 另一方面，异体干细胞更多是进行微环境重塑，释放不同的细胞因子，也可能对免疫系统产生一定程度的激活和刺激。 泓君 现在是不是一个比较好的时点，可以请广宇博士大概介绍一下抗衰背后的一些机制？包括干细胞疗法、基因疗法、重编程等，它们其实是在影响我们体内哪些过程，通过什么机制达到抗衰的目的？ 周广宇 我们可能只能分享目前已有的理解和认知。首先，这个学科是一个非常新兴的学科。大家对衰老机制产生兴趣，保守估计应该已经有接近100年的时间，但真正把衰老、生物医学和临床应用结合起来，大概是过去10到20年的事情。 从机制和原理上，它通常会分为衰老的标志。这个体系在过去10年里也在不断归纳，最初是“衰老的九大标志”，后来变成12大标志，最新的2025年综述文章提出了14大衰老标志。 初步分类的话，可以分为3个类别，但这3个类别之间其实有很多交互和联系。如果大家看过一些衰老科普文章，往往会看到这12个或14个衰老标志被画成一个环形，环形中呈现的是整个衰老过程中发生的一些变化。 第一类是主要标志，包括基因组不稳定性、细胞端粒磨损、表观遗传改变、蛋白质稳态丧失，以及细胞自噬失能。这些属于主要标志，决定着整个生命信息，或者说信息承载形式的变化。 第二类是拮抗标志，往往表现为一些功能的丧失和失调，有营养方面的，也有线粒体或者细胞方面的。 第三类是整合标志，也就是最终形成我们看到的表象。这一类非常显著，也值得关注，甚至可能是未来值得作为衰老干预目标的方向，包括干细胞耗竭、细胞间通讯改变、慢性炎症和菌群失调。 泓君 我相信很多听众听到这里，已经开始感觉有一些难度了。你刚刚讲的三大类，我听起来确实存在一些层次上的交叉。比如第一类里面提到基因组改变、表观遗传，也就是基因上的一些修饰，比如甲基化改变。这些可能是生命密码层面非常本质的变化，也可能进一步带动细胞间通讯的变化，以及第三类里面提到的炎症反应。 第二类里面可能也会受到影响，比如线粒体功能改变，这也可能是由一些更底层的变化引起的。听起来，这个系统并不是一个切得非常干净的体系，每一个机制都能被明确地放在自己的位置上，中间不存在重叠。 我们应该如何利用这些机制，去看待抗衰研究？从研究者的角度来说，这些不同机制在研究中是如何被应用的？ 周广宇 目前的生物学研究非常喜欢使用“通路”这个词。它呈现出来的形式，大概是一张非常复杂的电路图，里面有一些位于上游的开关和调控元件，最终形成下游的结果。不管是人体机能是否正常运转，还是一些生命体征活动，最终都需要进行衡量。 如何衡量抗衰的有效性，出发点无非是从终局来看寿命是否延长。当然，大家更希望看到的是高质量寿命的延长。除此之外，也希望在特定人群中看到全因发病率，也就是所有疾病的患病概率降低。 然后我们可以选定一个可能为3年、5年甚至10年的观察窗口，去回答这件事情。这就涉及临床试验的设计和观测了。 泓君 仁晖博士是这方面的专家，可以请你再展开讲一讲吗？ 任晖 我还是觉得人体非常复杂，我们目前的认知只是一部分。你们刚才提到衰老的概念，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广宇说这个比赛实际上非常有胆量。主要原因是，它想解决的衰老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宏大的问题，因为每个人都会面临。 衰老的定义，就像广宇说的，目前也不是非常清楚。刚刚提到的几种情况，第一种可能是处于一种高质量的健康状态，还没有进入疾病状态；第二种可能已经处于疾病状态，但如何保持高质量的生活；再退而求其次，可能是更硬的终点，比如死亡，也就是绝对寿命的问题。 过去最早的时候，临床上更关注的是已经出现疾病之后，如何延长寿命，也就是更关注后面这个更硬的终点。但随着技术进步，以及大家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升，人们可能会越来越往前看：可不可能延缓疾病发生？或者即使已经患病，有没有可能保持更高的生活质量？ 这也涉及到，如果我们把这些疗法，或者一些创新的组合方式应用到临床试验中，应该如何衡量衰老这个问题。 刚才广宇介绍了14大衰老标志。作为人体，我们都知道有基因。基因是产生所有生命过程的基本模板，就像乐高一样。把不同的乐高拼在一起，就可以造出不同的建筑结构。比如拼成一类蛋白质，它可能就发挥这种蛋白质的功能。 基因模板都在那里，但我们如何拼成这个蛋白质，拼成哪一种蛋白质，里面涉及很多生物过程，比如刚才提到的甲基化、翻译等过程。所有这些生物过程都需要能量支持，比如线粒体，也需要信息传递。这些都是使整个过程能够发生的重要生物过程。 所有这些都会影响我们能不能准确翻译，或者生成我们需要的功能。比如我们现在需要某种蛋白质，手里有一串基因，我们有没有可能利用有限的能量，非常有效地找到相应靶点，把它翻译成需要的蛋白质，并输送到相应器官？ 如果器官细胞受到损伤，我们有没有可能把非常有效的信息传递给免疫系统和神经系统，让它完成再生，恢复正常功能？ 从最底层的生物、信息和能量水平往上，就形成了器官能不能很好地工作。再往上就是神经调节：一个器官和其他器官之间，如何沟通和协调。如果它能够很好地响应，我们就会认为它没有衰老，能够完成正常功能；如果它不能完成，我们会认为它的功能出现减退；如果它比常规的衰老过程更快，我们可能就会认为它处于某种疾病状态。 我觉得这是一种比较浅显的理解，可以把这些基本的生物标志物串联起来。 泓君 我在想，所有抗衰或者长寿科技研究的背后，如果把它们和14大衰老标志这个体系连接起来，是不是存在这样一个假设：如果我们可以让这14个衰老标志，或者未来越来越清楚的这些机制，都正常运行，人是不是就不会死？ 我可以做这样的假设吗？这是不是大家研究这些机制背后的核心假设？ 周广宇 目前的行业认知里面有些人会说，一派认为，我们有可能让人类寿命达到200岁、300岁；另一派更倾向于认为，我们可以让人类在一个比如20岁或25岁的身体里活到120岁。 我个人可能更倾向于后者，至少它是短期内更可及，或者说我们可以预见的目标。前者涉及所谓人类寿命极限的问题。目前大家理解的寿命极限，大概在130岁到140岁之间。 已知最长寿的人大概是122.5岁，这是目前有记录、可以考证的寿命。所以大家通常估计，以目前人类的情况来看，寿命极限大概在130岁到140岁之间。 当然，如果涉及一些核心器官的更替，或者未来干细胞技术真的能够达到“哪里衰老就替换哪里”，实现完全的自我更新，那么确实有可能突破这个极限。但这里面会涉及很多复杂的技术问题，包括伦理问题。 所以我们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个人也比较期待。但回过头来看，以目前所有长寿科技和衰老科学的研究目标，以及未来10到20年大家更期望达到的目标来说，还是延长人类健康寿命，这是我们目前的小目标。 泓君 假设不考虑实际干预的有效性以及伦理问题，你提到现在的寿命极限是130岁到140岁。到底是什么限制了寿命极限突破到200岁甚至500岁？ 我们可以假设，如果这些衰老标志或者相关流程都没有问题，比如端粒不会缩短，DNA 永远能够正确复制，线粒体功能永远在线，细胞间的信息传递永远准确无误，并且具备一定的纠错机制，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这个生命就会永远活下去？ 让这些机制正确运行，是不是就是人从会死到不死的核心开关？ 周广宇 如果有你提到的这么多假设，理论上是可以的。但这些假设的前提，就像我们学习物理时说的，一个小球在没有摩擦和阻力的环境中运行，类似于一种理想状态。 现实情况往往达不到这样的理想状态。无论如何，生命机制从 DNA 或者基因复制开始，就需要保留一定的随机错误。 随机错误一方面限制了未来的一些可能性，或者带来疾病风险；但另一方面，也提升了它对环境的适应性。一旦环境发生变化，无论是温度、湿度，还是一些更极端的环境，总会有一些具有不同遗传背景或基因的人，能够适应这样的环境。 所以从生命体最初的设计来看，它就需要产生错误机制，以保证适应性和多样性。 任晖 我觉得刚才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但事实上它涉及很多伦理和哲学问题。以我们目前的医疗技术而言，如果要替代一些脏器功能，大家都知道肾脏可以透析，心脏可以使用起搏器，甚至可以使用人工心脏，比如 TAH、VAD、HeartMate；呼吸系统可以使用呼吸机。 我们在临床上已经有很多替代现有器官功能的方法。那么当这些功能被替代之后，我们会认为这是延长寿命吗？ 一个很极端的例子是，如果人在 ICU 里面没有意识，只是一直依靠机器维持，这算是长寿或者不衰老吗？可能也不是。 所以我目前比较认同的一种看法是，作为生命体，我们可能就像所有碳基生命一样，有点像汽车的出厂设置。你可能有自己的使用限度。但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出现症状或者不适，因为人会感到痛苦，我们更需要做的是减少这些痛苦，或者延缓这些事情发生，而不是追求所谓永生。 一个更极端的永生例子，可能是癌细胞。癌细胞非常活跃，一直复制，也非常有活力，但它对身体系统会造成毁灭性打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并不会认为癌细胞的状态是我们想要追求的目标。 泓君 我问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在试图理解抗衰大赛作为一种形式，大家通过这个比赛去衡量“如何健康地逆转10到20年的生理年龄”，背后实际上是在做什么事情。 我的理解是，面对14个不同的衰老标志，如果不考虑刚刚任晖博士讲到的极端情况，也就是一个人可能已经脑死亡，但还依靠呼吸机维持生命，这显然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我们希望人能够在各个方面都拥有健康寿命，并在这样的情况下尽量延长生命。 14个不同的衰老标志，其实相当于观察人体内部发生过程的抓手。当然，这需要对具体因子进行测量。比如细胞间通讯是不是正常，如果出现问题，我们可能就会认为这是影响寿命、加速衰老的某种指标。 如果我们可以有效控制这些不同的衰老标志，相当于它们是水龙头，我们把水龙头关上，不让它漏水。这样的话，身体是不是就可以相对良好地运作？ 回到比赛场景，是不是大家正在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比如干细胞治疗，去影响其中一个或几个机制，把有问题的地方修复，把漏水的水龙头关上？大家通过不同的抗衰机制进行排列组合，最后从某些角度逆转、抵抗或者修复衰老过程？ 我不知道这样的理解是否准确，二位怎么看？ 周广宇 从思路上看是没有问题的。很多研究和创新型疗法，确实都是从这样一个出发点或设计开始的。我们会有一个目标靶标，同时也会考虑到系统性，因为衰老是一个非常全面的过程。 所以在进行干细胞耗竭干预的同时，往往也会改变表观遗传修饰，或者蛋白质稳态。我们可能以其中一个标志作为目标，但实际上改变的是3到5个，甚至更多不同的衰老标志。 任晖 我很同意。有时候很多疗法的初衷，是针对某一个机制，或者说那是它最初的强项。但最后进行评价时，它总是作用于整个人体，关键是它和其他系统之间的平衡会产生什么结果。这是一个多维度的问题。 比如我们经常会遇到，用一个靶向药物在小鼠实验或实验室环境中效果很好，但到了人体内，可能会作用到一些不希望作用的靶点，造成其他器官损伤。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这就是为什么需要进行临床试验。 我们刚才一直在说，需要从多个维度衡量衰老。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但目前大家的认知还没有完全成熟。 从人的角度来说，要在这个世界上健康地生活，首先要有认知功能。有了认知之后，还要有行为能力。一个人能够行动，很重要的一点是能量代谢是否足够有效，这可能涉及血糖利用和代谢健康。 我们总会出现一些损伤，不管是感染病毒，还是其他情况，免疫系统都可以帮助我们修复。如果修复不好，可能会产生炎症，炎症水平又可能衡量身体受到损伤的程度。 所以我觉得这些方面都非常重要。目前这些方面都有一些现成的度量方式。大家往往会在自己主要靶向的功能上设置主要衡量指标。比如靶向免疫系统，就很可能把免疫方面作为主要指标；同时，如果它有一些其他相关作用，无论是安全性方面，还是其他有益作用，也会相应补充其他观察方式。 泓君 如果以免疫为例，我们可以看哪些指标？这些指标又如何和“逆转10到20年”这个尺度对应起来？ 仁晖 免疫指标还是有不少的。很常见的比如 C 反应蛋白，或者其他一些现在经常衡量的指标。还有一些更细节的指标，不一定在临床上非常常用。 但我认为，“逆转10到20年”这件事情，如果从传统临床研究设计的角度来说，意味着因为使用了某种治疗，寿命延长了20年。目前我还没有看到抗衰老治疗方面有这样的研究。 我目前看到随访时间最长的，可能是哈佛医学院正在持续进行的一项长寿研究，但它可能也只有5年的随访。 周广宇 我们现在以免疫力为切入点。像经常听到的血常规，其实可以对细胞数量进行一些粗略判断，对血液中的情况做整体性判断。但这个判断只能区分正常和异常。 因为在正常范围内，不管是20岁的人，还是65岁的人，检测指标范围差别其实并不大。所以大家更希望通过一些微观、能够实时反映衰老方向的指标来观察。 目前有些研究会看淋巴细胞亚群，从中能够看到更具体、定量的检测结果，包括免疫细胞表面带有的不同细胞标志物。这是目前通过一些传统技术进行评估的方式。 更底层的层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主要标志里面的两类：一类是表观遗传改变，另一类是蛋白质稳态改变。 表观遗传和蛋白质这两个因素，目前在很多研究中已经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也形成了协同观察的标准。我们能够把衰老的变化，无论是临床性、生理性的，还是非常微观的分子变化，反映到这两个层面。 表观遗传更像是基因的开关，控制这些基因如何在每个细胞中协作，形成什么样的流水线。蛋白质则更直接，它们是组成生命、构成很多物质并执行功能的基本结构。 所以，我们希望通过对这两类指标的观察，建立一个新的衡量衰老的标尺，通常称为衰老时钟，或者生物年龄。 像仁晖提到的，目前以衰老为目标的临床试验还处于试行阶段。很多研究仍然是观察性研究，只检测不同指标，包括常规体检、影像学指标，以及表观遗传或蛋白质层面的变化，再建立它们之间的联系和映射。 最终我们希望能够得到一张比较好的图谱，或者一把有具体刻度的标尺，用来衡量一个20岁、25岁到80岁、90岁的人，整个健康状态和生物年龄的基础是什么样的。 有了这样一把标尺之后，未来我们就可以更像“按图索骥”。比如一个60岁的人，一开始的生物年龄是65岁，但通过1年的努力，把生物年龄逆转了5岁。这样我们就能比较好地回答“能否有效抗衰”这个问题。 泓君 我理解这个逻辑是，汽车有很多仪表盘指标，人体也可以有非常多的指标。我们检测不同年龄的人群样本，观察他们的仪表盘大概处于什么水平，然后综合估计：这些指标处于什么范围，可能对应25岁，或者30岁。 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周广宇 是的，这是一个基本理念和设计。这个想法更重要的是，希望我们选取的指标能够更好地反映真实状态。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是用更高维度的数据、更高精度的检测，去反映一个更细致的东西。所以在表观遗传或者蛋白质检测领域，往往会有成百万、上千万，甚至几亿、几十亿的数据维度和指标，来反映最终的衰老变化。 最后它可能会落到一个比较容易理解、比较直接的生物年龄概念上。 泓君 但我在想，衡量这些指标，肯定和收集什么样的人群样本有关。是不是收集的人越多，最后的结果就越好？因为我们看到，很多公司都想做衰老时钟。人群样本会不会是一个非常核心的变量，影响最后的观测结果？ 另外，比如我们之前一起讨论肠道菌群时提到，健康人的菌群各有不同，而不健康的菌群可能更加单一、更加类似。如果是这样，指标表现可能会比较混乱，不一定存在清晰的逻辑。我们要怎么把这些指标和人的年龄对应起来？毕竟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可能非常大。 周广宇 你提到的这两个问题都非常好。 第一个问题，简单来说，确实是人群基数越大，带来的统计效应越好，对每个细分年龄段的指标和反应也会更准确。 如果能够把全球所有人类都测一遍，那当然是最理想的情况。但现在做不到，因为经费在燃烧，每一项研究或开发都有预算上限。 所以更多时候，我们需要针对临床试验进行相应设计，选取一个更有研究价值的人群，来反映衰老这件事情。但在衰老还没有明确标识的情况下，它更像是我们不断接近真相，逐步逼近全球六七十亿人的整体结构。 这是我们希望最终实现的目标：建立能够反映全人类的指标。但一开始可能会选择几千人、几万人，或者选择特定区域的人群。 比如英国著名的生物样本库 UK Biobank，它选择的是特定年龄段的人群，但拥有非常长期的跟踪和随访数据。这些数据对于衰老研究，以及建立衰老标尺，都非常有帮助。 至于测量结果可能混乱的问题，从数据理解的角度，我们更相信高维度数据能够更好地反映低维度数据的规律。 如果测量了成千上百万个基础指标的变化，只要方法学和技术足够稳定、值得信赖，那么在反映生物年龄、疾病发病情况，甚至预测未来发病风险方面，都可能发现规律。 更进一步，像我们公司自己在做的，是评估每个器官的生物年龄。一个60岁的人，我们不只想了解他的综合健康状况，还希望了解每个具体器官的生物年龄，以及未来的健康风险。 这种刻画是在混乱、庞杂的数据中逼近并揭示规律的过程。 泓君 我们再回到刚才讨论的内容。生物体是一个很大的体系，牵一发动全身。器官和器官之间的年龄可以相对独立吗？ 如果要做每个器官的生物年龄，是不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上：这些器官之间的运作相对独立？比如我的肝脏是20岁，我的心脏可能是30岁。 周广宇 目前的研究认知倾向于认为，每个器官的衰老过程会有很大差别，或者说相对独立。 如果把整个人理解为一个大系统，它肯定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个大的背景。但从器官年龄的差别来看，往往会发现某些特定器官的衰老程度比其他器官更高。 不过，它们之间是否真的存在10岁或20岁的差别，目前还没有公认结论。 我们真正需要建立的，还是刚才那个更复杂的问题：最初我们希望建立60岁健康人的生物年龄标准，现在可能要进一步细分到20个，甚至按照更广泛的分类学，细分到30到50个不同器官和系统的基线与标准。 我们需要定义60岁的心脏是什么样，60岁的肝脏是什么样。相应地，复杂度和难度会大幅增加。 但好处是，以器官为分类之后，它和目前所有临床医学以及现有医学体系的衔接会更好。仁晖博士之前是心内科医生，不同科室关注的本来就是特定的一个或几个器官。 所以，这可能成为衰老评估认知与传统医学、以及目前已经在为大家健康保驾护航的临床医疗体系之间更好的连接基础。 泓君 我帮大家快速理解一下。如果在器官层面进行测量，最后涉及的维度可能会落到血液中的蛋白质指标、基因层面检测出来的基因序列，以及表观遗传修饰，比如甲基化。通过分析这些指标，最后得出一个器官大概的年龄。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周广宇 是的。目前建立的联系，是通过我们观测到的指标，包括影像学形态，与刚才提到的检测指标之间的关系来实现的。 但更深层次上，它希望反映的是：当我们看到这些形态，以及通过表观遗传或蛋白质这样的微观检测时，能够获得更高维度的信息。因此，它提示或预知未来风险的能力也会更强。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癌症。如果在血液中检测到一些特定信号，往往会早于影像学，或者早于临床真正诊断出癌症，提前1到5年不等。 我们能够更好地预知器官疾病风险，癌症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其他疾病其实也有类似的预测可能性。 任辉 刚才广宇博士提到，癌症有一些早期筛查，也有一些血液指标。对于适龄人群来说，确实应该定期检查，尽早筛查。 提早筛查对于普通大众也非常重要，可以帮助我们尽早发现问题，尽早得到诊治，从而获得更好的预后。 泓君 我也想问一下广宇博士。你们在睿健生物 Regenerative Bio 其实也使用 AI 方法。因为你刚刚提到，跟踪指标的维度可能达到百万、上千万，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宇宙。 现在有很好的 AI 方法，但如果让人去分析，可能不知道要分析到什么时候。AI 可以介入，但我有一个疑问：AI 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黑盒的分析过程。 这么多维度中，有些和年龄的相关性可能更强，有些可能更弱。最后我们是不是就把它完全交给 AI，让它去完成数据和年龄之间的 mapping？应该如何理解 AI 在这里面的作用？ 周广宇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我们目前的做法是多条腿走路，尝试不同的策略和方式。 有一些是更经典的 AI 前身，也就是机器学习。它会单纯利用数据中的规律及其映射，很多时候是为了降低数据复杂性，进行归类和信号降噪，从而发现相应规律。 但如果只是做最简单的事情，比如不看出生年月日，只看指标检测变化，去预测一个人的真实年龄，单纯使用经典机器学习模型，表现往往并不好。 后续大致会分为两类。一类是希望寻找更多可解释性，也就是你刚才提到的黑盒问题。我们不只是使用机器提供的规律，而是去寻找生物学上已经研究过的通路，以及已经掌握的生物学内容，让机器在训练过程中同步理解这些现有规律，再进行更多可解释性的推断。 这是一条路线，但它推进得比较艰难。因为我们积累的维度有限，仍然受制于目前的认知。首先，我们掌握的规律相对较少；同时，在不断迭代和积累的过程中，我们还可能发现，过去的一些理解是错误的，或者方向正好相反，这会带来很多复杂性。 另一类则是更多地交给算法，让它进行无监督学习，完全依托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算法、模型去推断。这样做的难度在于，我们最终仍然需要对结果给出合理解释，或者发现一些此前在自己的分析和理解中没有发现的规律。 以上是不同的尝试路径。但现在还是回到之前的说法：这个领域一直在前进。大家目前的认知，更像“盲人摸象”的故事，每个人只能理解衰老和人工智能其中很小的一角。 有些人可能会直接宣称自己已经摸到了整头大象，但实际上，更多规律和更底层的认知，还需要持续建立和积累。 泓君 如果我们用这么多维度，并利用 AI 建立一个衰老时钟，你觉得现在已经做到什么程度了？全球，包括你们自己，都在做这项工作。你觉得其中最大的挑战来自哪里？还是说目前是全方位都有挑战？ 周广宇 目前这个领域每年都会在波士顿召开生物标志物全球协作组，或者说联合协会的工作会议。这个会议会聚集科学界、产业界以及监管领域的参与者，XPRIZE 其实也是这个会议的常客。 大家会从不同维度讨论：目前我们对衰老生物标志物的研究进展到了哪里，下一步应该往哪里走。 这个会议过去曾在加州等不同地方巡回举办，近几年已经固定在波士顿的哈佛医学院举行，成为一个全球性大会。 目前大家讨论的一个结论是，生物标志物对年龄的评估误差，通俗理解大概在3.5岁左右。也就是说，单纯预测一个人的真实年龄，这件事情还远远没有做到完美。 无论是算法竞赛的第一名，还是一些大型研究组，比如衰老时钟领域的奠基人 Steve Horvath，以及大会主席和组织者 Vadim Gladyshev 教授的研究组，目前的进展也大致处于这个水平上下。 所以，这仍然是一个有很多改进空间、需要持续进步的工作，也是全球研究者和科技工作者正在努力的目标。 泓君 你说的3到5岁误差，是针对人的真实年龄，还是健康年龄？ 周广宇 目前更多是以真实年龄作为标记。但它的目标，是在这个标尺足够准确之后，反过来建立一套生物年龄或者健康年龄的新体系。 泓君 但这有点反常识。比如一个相对健康状态的30岁人，和一个处于亚健康状态的30岁人，从健康寿命角度来说，本身就应该存在差异。 如果我选取的样本健康程度差别特别大，就很难做到对真实年龄进行有效校正。这会不会是其中一个比较大的干扰因素？ 周广宇 是的，你抓住了关键问题。建立这套标尺时，其中一点就是尽可能去除干扰因素，或者说背景噪音。 如果我们能够通过一定定义或检测指标，把亚健康人群单独分到一类，把健康人作为更好的基线和参考标准，这就是目前通常的做法，也是希望建立的体系。 但大家也会担心，比如到了高龄阶段，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基础疾病和问题。那该如何建立70岁健康人的标尺？ 如果选取的人各项指标都非常正常，甚至没有所谓的“三高”，这可能又会变成一个过度矫正的目标。 所以在建立衰老标志物时，一方面要有非常干净、能够去除背景噪音的方法和体系；另一方面又希望数据能够反映这个年龄段的健康水平或分布。这个事情永远有点像跷跷板，需要在两边之间保持平衡。 泓君 回到全球比赛，它的终点是看能不能有效逆转相对健康的50岁到80岁人群10到20年的生理年龄。我看比赛规则说明里，应该是由比赛方最后推出一系列大家共同使用的检测标准。 它会怎么选取这些检测标准？ 周广宇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简单来说，这个比赛允许大家自带标尺。每个参赛团队都可以选择现有的一些方法和体系，比如已经发表的很多方法，或者已经用于科研，甚至在小范围内提供消费者测试的方法。 更多团队可能会选择自己的标准和体系，我们公司也是如此，因为整个方向还没有一套被大家公认、绝对完美的体系。只能说，有的方法属于经典方法，发表得比较早，或者比较有名。 保守估计，这一百多个参赛团队准备的标尺，可能就有四五十种。 泓君 那组委会怎么衡量这些标尺是不是公允？大家开玩笑说，如果把赛道切得足够小，你就是这个赛道冠军。假设每个团队都有自己的标尺，那它在自己的标尺里就是王者，最后应该怎么判断谁是冠军？ 周广宇 这也是为什么大家认为主办方非常勇敢、非常雄心勃勃。评价确实非常难做。 但回过头来看，如果这些团队能在1年之内，通过非常好的研究设计，获得足够多的常规临床指标，这些指标能够反映基础健康状况，那么它们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当然，它们反映的特点也相对有限。所以我认为，一方面需要参考临床指标及其变化；另一方面，对于标尺的可靠性，肯定不能像你说的那样，把自己切进一个非常窄、非常封闭的体系里，然后自己评价自己。 它更多需要同行评议，甚至需要使用已经发表、公开的方法和体系。 泓君 我们刚才聊了很多基本原理，以及如何衡量衰老的问题。最后这段时间，我们再回过来看参赛团队。 我觉得这个赛制有意思的一点是，无论你使用什么样的绝技，最后都需要至少通过1年的人体临床试验，看最终结果。 我也比较好奇，在这一点上，我们对机制的了解仍然比较有限，同时又有这么多复杂的衡量维度。如果这些干预措施真正进入人体，大家会有什么样的预测？或者说，现在产业界进行人体实验，整体进展是什么样的？ 周广宇 我分享几个例子。首先，目前整个研究还是以观察性研究为主。就像前面仁晖博士提到的，哈佛医学院 Vadim Gladyshev 教授发起的实验，更多是为了建立衰老标尺与临床指标之间的关系。 以干预实验为切入点，往往还是需要针对一个具体适应症，回到以往新药研发的路径。 以间充质干细胞为例，目前获批的药物主要用于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这是造血干细胞移植之后出现的一些排异反应，以及可能存在的急性问题。 此外，还有肺纤维化、糖尿病等具体适应症。在这些疾病中，观察终点仍然会回到疾病诊断。 但如果是衰老相关的观察，目前其实只有一个正在进行的临床试验，是二甲双胍延长寿命的实验。它的推进也非常艰难，因为主要研究者是衰老领域非常有公信力和学术威望的老教授。 二甲双胍是一个非常成熟的糖尿病治疗药物，大部分专利都已经过期，仿制药也非常普遍。选择这样一个药物，观察就可以相对直接，比如直接看寿命是否延长。 这是目前临床评价体系中，仅有的以衰老为目标的临床试验。 泓君 它研究的衰老，是看这个人最终活多少岁吗？那得跟踪多长时间？ 周广宇 它的随访时间会非常长。它需要选取一个相对高龄的人群入组，我记得可能是65岁或70岁，但一定是相对高龄的研究组。即使如此，观察时间也会非常长，基本要一直跟踪到生命终点。 总的来说，目前围绕衰老的临床试验仍然以观察性研究为主。干预性研究通常会选择老药新用，包括现在还在推进的雷帕霉素，或者其他熟知药物的重新利用。 在标准或原则上，更多还是要充分论证干预的安全性，之后才能探索有效性。 泓君 比赛赛制不是要求有1年人体临床验证时间吗？疗法必须在1年以内完成干预。最后比赛结果，是看能不能让50岁到80岁人群逆转10到20年的生理年龄。 我就比较好奇，它这一年的临床试验是在人体上做干预。刚才听广宇博士介绍，业界目前可能并没有太多相关的临床研究，当然在具体疾病适应症上，还是有一些疗法研究，比如间充质干细胞。 但比赛从2026年开始，大家可能就要逐渐进入临床阶段，做为期1年的研究。这个赛制的设计合理吗？ 周广宇 我只能说，这是目前大家能够想到、也能够做的比赛方式。如果能有17年或27年的时间，当然更好，但它可能会变得非常冗长，既没有关注度，也很难被理解。 所以我觉得，7年是目前在允许的时间、观察和设计范围内做出的最大妥协。但在7年赛制里，干预窗口就必须非常窄，需要缩短到1年之内。 因此，无论是前面提到的比较轻量级的饮食、运动干预，还是比较重磅的疗法，都需要把干预时间锁定在这个窗口内。 泓君 你提到一些重磅疗法，比如基因疗法、细胞治疗，还有重编程。这个重编程是不是也涉及基因层面的改变？这些方法如果参赛，都会直接在临床试验中上人体吗？ 周广宇 如果需要参赛，我认为是需要的。更符合当前监管体系、也更可行的方法，是把这些疗法放进现有的临床研究框架中。 本身如果它作为创新药，也需要完成相应的临床研究。比如以干细胞为例，假设它针对的是已经获批的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适应症，那么在开展这个临床试验的同时，可以把免疫力提升，或者综合免疫抗衰作为次要观察指标。 我认为这在现行框架下是可行的，估计大部分参赛团队也会采取类似方式：它本身已经在做一系列研究，同时把 XPRIZE 比赛要求的观察指标纳入其中。 但肯定不能直接提出开发一个“免疫抗衰”的创新药物或创新疗法。在大部分监管体系下，这样做并不可行。 当然，在少数重新建立临床体系的地区，也可能为这类研究开绿灯。但像 FDA、我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及欧洲相对成熟的监管体系，仍然要求限定适应症和目标人群。 泓君 像基因疗法、重编程这些真正“科技狠活”的方法，伦理上可能也会让大家打一个问号。参赛团队里有没有比较出名的头部公司？从公开信息来看，它们打算怎么做实验，或者如何验证自己的方法？ 周广宇 这里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往往在衰老领域，融资规模最大、关注度比较高的公司，比如 Altos Labs，以及 Richard Klausner 的 Retro Biosciences，据我所知都没有参加 XPRIZE。 我觉得很大的限制点就在于，刚才你提到的临床申报进度和研究方向，与现在的赛制不太适配。它们需要更多时间和监管机构沟通，开展和设计特定的临床试验，所以不太可能把自身的临床时间表对应到比赛里。 另一方面，这些公司确实比较财大气粗，一直是资本市场的宠儿。它们的预算和研发节奏，可能已经按照原有融资计划，以及公司设立时确定的支出和时间表推进。 泓君 我不知道公开信息是不是很多。比如 Altos Labs 拿到了贝索斯非常高额的投资，科学团队中也有很多诺贝尔奖得主。他们现在到了什么研究程度？到底在做什么事情？公开资料里能了解到吗？ 周广宇 从 Altos Labs 成立之初，我们就一直比较关注它的 lead 方向，也就是细胞重编程。 它基于山中伸弥当年在干细胞方面的基础研究和认知，在此基础上改造和逆转细胞过程，这是它大体的设立逻辑和概念。 我们可能有一些当年的合作者，或者抗衰学术团体中比较活跃的研究者。但他们一旦进入 Altos Labs 这个体系，研究目标和方向就更多地被统一到 Altos Labs 的大方向中。 同时，受信息披露和公司内部监管体系的要求，他们很难再像在学术机构或其他生物科技企业时那样，对外披露信息。包括很多最初做基础科学和研究的人，进入 Altos Labs 之后，他们和学术界的连接，无论是发表文章，还是参加学术会议，能够对外讲的内容都会少很多。 所以大家一直觉得 Altos Labs 比较神秘。目前能够知道的是，它在衰老干预和衰老评估这两件事情上都会进行布局和研究，但主题上会围绕细胞重编程这个大方向推进。 泓君 细胞重编程怎么理解？它具体是在做什么？ 周广宇 最基础的理解是，基因比较像基础机器，表观调控更像机器的开关。细胞重编程的过程，是在不改变基因的情况下，改变细胞命运。 在人类胚胎发育或者生长过程中，基因本身并没有发生变化。一个受精卵如何发育成完整个体，其实依赖一套决定细胞命运和调控过程的机制。 在理解发育过程之后，我们可以通过一定工具，或者给细胞特定信号和刺激，让它逆转整个过程，诱导出多功能干细胞。 如果还是用树来比喻，它会把高度分化的细胞，也就是接近树梢的细胞，拉回到接近树干，甚至最初树根的位置。 所以，细胞重编程希望在个体或器官层面，对发育和分化过程进行一系列逆转。 泓君 对于它的进度，我们有没有什么了解？ 周广宇 公开信息其实很少。我们能够和大家分享的，更多是一些坊间传说。 目前它的基础研究肯定还是围绕几位诺贝尔奖得主，以及世界级科学家团队开展。在临床试验上，我们一直了解到，它可能会选择比较激进的方式：只要细胞层面或动物层面的数据足够好、时机成熟，就尽快推进临床。 它可能会选择美国目前一些创新性或突破性的疗法路径去推进。由于 Altos Labs 是一个全球化架构，也可能选择不同国家和地区开展临床试验。 泓君 细胞重编程的疗法，有可能做成一个普世、同质化的产品，还是基本都要个体化，根据每个人来做细胞重编程？ 周广宇 按照目前的理解和认知，标准化仍然有很大挑战。我国也有很多科学家在研究细胞编程和重编程机制。 目前对这项技术的判断是，它会更像个性化或突破性疗法，不太可能大规模应用，更不太容易变成类似创新药或生物药的形式。它可能更多需要在充分检测和监控的环境下实施。 泓君 回到临床试验，我也比较好奇仁晖博士怎么看。现在这些团队用1年时间，做各种各样的干预，无论是生物科技方式，还是传统的综合健康管理。对于这种实验设计，你有什么看法？ 仁晖 我觉得目前参赛团队各有各的强项。要么拥有非常硬核的科技，要么拥有很强的临床研究团队，或者已经有比较好的前期临床研究结果。 如果前期研究比较强，有可能直接推进到一期临床，在伦理审查和临床试验批准方面也会更有优势。 但一些其他团队可能利用自己的综合治疗能力。比如我看到有团队进行身心干预，或者利用现成、已知的疗法。它可能不涉及传统意义上的临床治疗，而是通过综合管理，希望达到同样的目的。 如果它们的终点都放在1年以内，比如认知改变、肌肉能力改变，或者一些相对软性的终点，我觉得还是有可能进行衡量和比较，判断治疗方案是否有效。 泓君 对于相对硬核的方式，就像刚才仁晖博士讲的，可能更多还是一期安全性试验，不一定能在1年内立刻做出结果。但它怎么样才能达到获胜目标？最后还是要看能不能逆转10到20年的生理年龄。 任辉 我觉得它确实是在往这个方向走。但正如刚才广宇说的，首先，现在还没有那么成熟、那么公认的指标体系，所以各个团队也会在自己作用的机制方向上进行更有针对性的衡量。 如果有自己的对照组，那就看它是否优于对照组；或者看受试者自身前后是否发生改善。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疗法是否有效。 但我觉得刚才广宇和你讨论的一个点很重要：它设定的“逆转10年”，可能更多是基于表观遗传时钟、生物钟，或者类似角度来衡量，而不是真正的实际寿命。 因为它使用了替代终点，所以有可能在较短时间内完成测量。它的衡量终点不是硬终点，一般是认知、肌肉力量等。如果有对应的表观遗传时钟，或者器官生物钟，理论上还是有可能进行这样的度量。 我觉得这相对来说是比较创新、也比较巧妙的地方。但这个领域仍然没有那么成熟，所以现在鼓励各种创新。只要能产生一些结果，总体上都会帮助大家提升对这个领域的认识。 泓君 我觉得这应该也是一个挺好的尝试，相当于用力把大家往前推一把，加速抗衰方面的研究和产业化。 也想问二位，从从业和临床的角度，应该怎么样定义衰老时钟？这还是一个非常复杂、仍在探索的问题。当然，我们已经有了很多进展。 现在来看，整个抗衰产业有没有一些比较共识的方向？还是仍然处于百花齐放、方方面面都在探索的阶段？这是一个刚刚走出来、未来还有非常多未知的领域，还是说大家已经慢慢形成了一些相对共识和明确方向？ 周广宇 如果用4个字来概括，我觉得可能是“殊途同归”。 大家在出发点和切入方向上可能有很大差异。无论是衰老评估和检测中的技术路线，还是选择的人群和目标，差异都很大。干预方式就更五花八门了。 前面我们提到过强行二分，也可以把它分成更加细节的不同生物技术，以及这些技术在衰老干预中的应用。 但最终目的和方向可能非常一致。大家都意识到，目前的医疗体系在帮助人们解决疾病问题上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也使人类平均寿命有了很大延长。 但寿命延长的比例，以及能不能缩短躺在病床上的时间，让人拥有更好的健康质量，这是大家目前希望共同努力的方向。 所以无论是做衰老评估和检测，还是用不同方式干预衰老过程，最终目标都是希望提高大家的健康质量，延长有质量的寿命。 任晖 如果从这次比赛中参赛者提出的方案、解决方案以及观察目标来看，我会觉得这个领域仍然是百花齐放。 首先，大家的初衷都是好的。现在有这样一个平台，可以让各个团队提出自己的想法，甚至有机会验证临床效果，这肯定会提升大家对衰老的认知。 到后面，各个方向可能都会各自发展。就像广宇说的，可能最终殊途同归，拼成一张完整的大地图，让我们逐渐拥有更清晰的方向。 泓君 最后想请二位给大家一些建议。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基因疗法、细胞疗法可能受限于技术成熟度，以及个人的财务能力，还不是普通大众可以常规接触到的尝试。 对于普通人，或者有一些余力、希望做抗衰和健康提升尝试的人来说，有哪些证据相对充足、我们也可能接触到的有效抗衰方法？ 任晖 从最省钱的开始吗？开个玩笑。 就像广宇提到的，目前新增的衰老标志中，有一个涉及心理社会层面，也包括慢性炎症。其实比较省钱的方式，就是让自己保持心情愉快。 已经有研究证明，心情好、心态好，慢性炎症程度会更低。从这个角度来说，肯定有助于长寿和健康。 比如疫情期间更广泛被接受和普及的冥想，或者其他身心健康锻炼方式，可能都是可及性比较高的抗衰方式。 周广宇 首先，一个重要理念是：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负责人。这个说法非常正确，也希望大家都能建立这样的理念。 我们需要了解自己的健康需求，以及自己希望提升或改变哪些健康习惯。这个过程最值得每个人去践行，而且每一小步都可能带来积极、正面的影响。 具体到实操方面，我们一直在器官抗衰方向上探索，也基于目前的认知和理解，提供了一些解决方案。很多形式是以营养补充剂的方式呈现的。 未来更大的方向是个性化干预，也就是在了解每个人健康状况的基础上，提供针对性的干预方案。这包括营养补充剂、生活习惯，也包括判断某种创新型抗衰疗法是否适合一个人。 我觉得，无论采取哪一种方式，都需要经过一系列检测和评估。 另外，日常生活中还可以适当走出自己的舒适区。这也是哈佛医学院抗衰领域的教授 David Sinclair 比较推崇的方式。 冷暴露、热暴露，以及不同形式的断食，在慢性炎症方面都可能有一定帮助。通俗一点说，怕冷的人可以适当增加户外活动；怕热的人，如果条件允许，可以考虑桑拿等方式。 这些走出舒适区的方式，对于整个人的应激反应，以及降低综合慢性炎症，都有数据表明可能有帮助。 泓君 也就是说，大家可能都想躺平，因为这样最舒服。但为了让自己活得更长，不能让自己太躺平，还是要经常挑战一下自己的身体和免疫系统。 周广宇 对，但还是要在自身条件和承受范围允许的情况下进行。了解自己，知道自己的能力范围，以及舒适区的极限在哪里，可能是关键。 泓君 从营养补充剂角度来说，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补充剂，比如 NMN、PQQ。广宇博士觉得，有没有一些广谱的、大家吃起来都会有好处的补充剂？还是也要分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周广宇 我觉得更多还是因人而异。对于每一个成分来说，其实它和药物类似。但它的好处在于，大部分成分可能是天然产物提取物，或者是自然界中已经存在很长时间的分子。 对于人体耐受来说，特定分子都有一个安全剂量。这和药物的思路一样。抛开剂量去谈功效，都是耍流氓。 所以更重要的是，在了解每个人对特定营养素或补充剂的需求，并进行评估的基础上，再做选择。 当然，像药物一样，每个人都会有一些适用于80%到90%人群的广谱、大众型解决方案。但如果追求有效且安全，还是希望进行更多因人而异的调整和适配。 泓君 好的，谢谢二位今天的时间。 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欢迎在小宇宙、苹果播客、Spotify还有喜马拉雅、蜻蜓FM、荔枝FM、网易云音乐、QQ音乐上订阅收听我们。如果你是习惯通过视频平台来收听播客，也可以在YouTube和B站上搜索硅谷101播客来关注到我们。另外我们音频的部分文字稿会发表在我们的公众号硅谷101上。如果大家感兴趣，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我是Yushan，感谢大家的收听。